建都十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晚一些，洛阳城内外，到处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暖意。
这种暖意不仅来自秋末冬初难得的晴好天气，更源于朝堂上下、市井坊间涌动着的那股名为“新政”的热潮，以及这热潮催生出的、实实在在的繁盛景象。
自前番朝堂清洗尘埃落定，李孝“闭门读书、静思己过”之后，朝政运转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骤然加速。
摄政王李贞的政令，从两仪殿发出，通行无阻，以惊人的效率向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蔓延、扎根、开花、结果。
“乡老议政”制度，不再局限于几个试点州县。在政事堂宰相刘仁轨的主持下，一套相对完善的《乡老推举、议事、监察章程》迅速拟定，经李贞首肯后，以朝廷明旨发往天下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
各地官府依例而行，选拔当地德高望重、通晓民情的老者、乡绅、致仕官吏，组成“乡老会”，参与本地赋税摊派、劳役征发、水利兴修、教化治安等事务的商议，甚至对州县官员的政绩拥有一定的评议之权。
起初，自然不乏地方豪强试图操纵、或州县官员阳奉阴违，但在朝廷派出的巡查御史和悄然渗透的监察司暗桩双重盯视下，几起典型案子被雷霆处置，主事者或革职、或流放，家产罚没充公。
杀鸡儆猴之下，各地“乡老议政”迅速步入正轨。
消息通过驿传系统，雪片般飞向洛阳，虽有波折，但整体呈报上来的，是“民情上达更易”、“胥吏欺压稍减”、“讼案渐稀”等积极变化。
朝堂上，再也听不到“祖宗之法不可变”、“与民争权”之类的公开反对之声，偶有非议，也迅速淹没在“利国便民”的赞誉浪潮中。
工学院和其下属的各处匠作监，成了帝国最新、也最繁忙的“奇技淫巧”发源地。
在阎立本、墨寻、赵渠等人的带领下，能工巧匠们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水力锻锤的轰鸣声在洛水两岸日夜不息，打造出的兵甲更加坚韧轻便；改良的曲辕犁、耧车、翻车、筒车等新式农具，经工部和户部联合推广，以成本价甚至补贴价销往各地，尤其是受灾和贫困州县，大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用于疏浚河道、加固堤坝的“龙门吊”、“抓斗挖泥船”等大型器械，在黄河、汴水等水患频发之地大显神威，往日需要征发数万民夫、耗时数月才能完成的土方工程，如今效率倍增。
洛阳新城的下水系统堪称典范，经过去年夏秋几场大雨考验，城内再无内涝，连带着疫病也少了，成了各州郡争相效仿的样板。
工部侍郎赵渠几乎成了“空中飞人”，被各地刺史、都督的邀请函淹没，都想请这位“赵巧手”去指点一二。
农学院的成就更为直观。
在司农寺官员和农学院博士们不遗余力的推广下，占城稻、安南稻等高产耐旱的新稻种，在江淮、江南乃至山南东道的适宜地区广泛种植。
秋收刚过，各地报喜的奏章便堆满了司农寺的案头。
扬州刺史的奏报最具代表性：“……新稻亩产较旧种增三成有余，且耐水耐旱，今岁虽有小涝，收成不减反增。百姓欢腾，咸呼‘王爷稻’、‘王妃恩’……”
粮仓前所未有的充盈，长安、洛阳的太仓、含嘉仓等大型官仓粮食满溢，户部尚书柳如云看着各地汇总上来的钱粮账簿，素来清冷的脸庞上也难得露出了轻松的笑意。
她甚至开始筹划，在确保朝廷用度和必要储备后，适当降低明年部分受灾州县的夏税额度，或是以平价向市面投放部分陈粮，平抑物价，惠及民生。
文学院和讲武堂，则源源不断地为这个焕发新生的帝国输送着新鲜血液。
文学院的“明法”、“明算”、“明工”等新科进士，以及通过“实务考课”选拔上来的胥吏人才，被充实到各级官府，尤其是刑部、户部、工部等需要专业知识的衙门。
他们或许经义文章不如传统进士华丽，但处理具体政务、核算钱粮、勘验刑名、管理工程，却更加务实高效。
讲武堂毕业的年轻军官，带着最新的战阵理念、兵法推演和器械操典，被分配到各卫、各折冲府，尤其是程务挺主持的北衙禁军和薛仁贵统辖的海东都护府，成为革新军制、提升战力的中坚力量。
程务挺在一次军报中不无得意地提到：“新弩列装已毕，新卒操演娴熟，假以时日，必成虎狼。”
薛仁贵也从海东传来消息，以讲武堂毕业生为骨干组建的“海东营”，在清剿沿海残存高句丽叛匪和倭寇骚扰的战斗中，表现极为亮眼。
国库前所未有的充盈。柳如云亲自核算的年终汇总账目显示，建都十一年，国库岁入比去年增加了近三成，这还不包括抄没郑元信、薛讷等罪官家产以及追缴历年积欠的巨额罚没。
支出方面，虽然新政推广、军械更新、水利兴修、学院建设花费不菲，但依然实现了大量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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