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十六年的初冬，洛阳的第一场雪来得有些早。细密的雪粒子裹挟在凛冽的北风里，扑打在皇城的朱红宫墙和青灰殿瓦上，簌簌作响，很快便给这座宏大的帝国都城披上了一层素白的薄纱。
持续数月的旱情，终于在秋末几场透雨后彻底缓解，关中的土地得到了喘息，灾民也在朝廷“以工代赈”和陆续遣返原籍的政策下逐渐散去，只留下城外几处规模大大缩小的安置点，标志着那段艰难时光的余绪。
吐蕃大捷的余韵仍在，但朝堂的关注点，已随着程务挺大军凯旋日近和与吐蕃新使团的谈判进入细节，逐渐转向内部事务的梳理与权力的微调。
紫宸殿里的年轻皇帝，在“闭门思过”期满后，依旧保持着一种刻意的低调。
他恢复了每日的常朝，但多数时候只是静静聆听，鲜少发言，仿佛真的将杜恒“隐忍持重、静待天时”的劝诫听了进去。
只是那双日益沉静的眼眸深处，偶尔掠过的幽光，显示这位天子的内心，远非表面那般平静。
这一日，雪后初霁，阳光穿透稀薄的云层，洒在积雪未融的殿前广场上，反射出有些刺眼的白光。
一份盖着摄政王大印的诏书，被送到了皇帝李孝的御案前，同时也明发六部及诸司。
诏书的内容，是关于工部部分职权的调整。
旨意言道，皇帝陛下“春秋渐富，当习庶务”，为使其“洞察民情，明晓工程水利之要”，特将工部原辖之“天下川泽、陂池、河渠、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及“京都、宫庙、廨宇、街衢、苑囿之营缮”，正式移交皇帝“监管”。
相关奏报、文书，可直接呈送御前批阅，工部需“悉心辅佐，不得怠慢”。
诏书中还特意提及，去岁旱情，水利之重，可见一斑，陛下亲掌，正可“示重农恤民之本”。
然而，诏书的末尾，用词谨慎却明确地划出了一条线：
凡“军器、甲仗、公私百工伎巧之务”，及“天下诸州铜铁、金银、锡镴、坑冶、采造之事”，因其“关乎军国，干系机密”，仍由工部“循旧制办理”，直接对摄政王及内阁负责。
这份诏书，看似是放权，是李贞对侄子“思过”后“有所长进”的认可和栽培，将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城建、漕运这些“实权”部门交到了皇帝手中。
但在明眼人，尤其是在官场沉浮多年的老吏看来，这更像是一次精心的权力分割。
将繁琐、重要但相对“安全”的日常政务剥离出来，交给皇帝“练手”，而将最核心、油水也最丰厚、同时也最容易出纰漏，尤其涉及军工和质量的矿冶和军器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工部这个庞大的机构，被巧妙地一分为二，表面是皇帝有了“实权”，实际上，工部的灵魂和命脉，依旧被李贞通过其亲信、工部侍郎赵明哲牢牢把控。
诏书下达的次日，李孝便在几位近侍和内官的陪同下，移驾皇城东南隅的工部衙门，正式“接管”他被赋予监管之权的这部分事务。
工部衙门占地颇广，由数进院落组成，各司其职。主院正堂“营造司”内，此刻济济一堂。以工部尚书阎立本为首，侍郎赵明哲、几位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相关各司有头有脸的官吏，数十人按品阶肃立，迎接圣驾。
李孝今日穿了一身绛紫色的常服，外罩玄色狐裘，头戴翼善冠，面色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和煦。他在正堂主位坐下，受了众官拜见。
阎立本年事已高，且身为内阁大学士，更多是总揽工部大方向，具体事务早已多交由赵明哲处理。
他代表工部，向皇帝简要汇报了目前归其“监管”的几大项事务的概况：今冬明春计划兴修的水利工程十七处，主要分布在关东、河南道，以疏浚旧渠、加固堤防为主。
还有神都洛阳外郭城东北角一段城墙的加固工程；明年开春后漕运的船只检修、航道疏浚计划等等。
李孝听得很认真，不时微微颔首，偶尔插话问一两句，问题都提在点子上，显示他私下是做了一番功课的。
待到阎立本汇报完毕，他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堂下神色各异的官员，缓缓开口，声音清朗，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也刻意模仿出几分帝王的沉稳：
“诸卿。朕蒙皇叔信任，委以工部实务监管之责，深知此乃历练，亦是重任。去岁大旱，水利之弊，民生之艰，朕与诸卿，皆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故，自今日起，凡涉水利、漕运、城防诸事，朕必亲力亲为，与诸卿共勉。”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加重：“朕年轻，或有不周之处，还望诸卿不吝指教。然，朕亦知，为政之道，贵在实干，忌在空谈。
望诸卿各司其职，勤勉任事，凡有奏报，务必详实；凡有工程，务必保质；凡有支用，务必清晰。
朕在此承诺，凡有功者，不吝赏拔；凡有过者，亦必明察。望我工部上下，同心协力，为朝廷分忧，为黎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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