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
陈默看向监测屏幕，全球节点网络的光点在闪烁，但有一个区域特别集中、特别明亮：江市本身。不是某个具体地点，而是...整个城市区域。
“源头可能在江市。或者更准确说，江市是当前共振的焦点。”陈默分析，“苏晓雅在这里，周文涛在这里，还有至少三个未确认的不稳定节点。加上这场雷暴...各种因素汇聚。”
“那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需要进入网络深处，不是通过个别节点，而是...直接接触网络本身。找出它的共振机制，找到安全干预的方法。”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在现实面前，传统方法已经不够。李教授提出一个理论：“如果网络真的在与环境场共振，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场来改变网络。例如，发射相反的频率来抵消共振。”
“但我们需要知道确切的频率和模式。”张辰说，“而且，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加剧共振。”
时间不等人。雷暴在加强，网络活动每分每秒都在上升。全球报告的集体意识事件在增加，有些已经导致公共秩序问题：巴黎地铁站，五十名乘客突然同步起舞，阻塞通道；新加坡商场，上百人同时开始冥想，无视周围环境；悉尼歌剧院外，人群面向大海站立数小时，仿佛在等待什么。
这些事件还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但潜在的混乱正在累积。如果共振继续增强，可能影响更大规模的人群，甚至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空中交通管制员、核电站操作员、急诊医生...
“我们需要一个试验。”陈默决定，“在江市选择一个可控区域，尝试用反频率干预，观察效果。”
“风险很大。”老李警告，“如果失败，可能让江市成为更强共振的源头。”
“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风险更大。”陈默坚持，“而且，我们有优势：苏晓雅和王秀兰在网络内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干预的效果，甚至引导干预。”
经过紧急磋商，上级批准了有限度的试验。地点选在江市新区的一个公园，相对隔离，人口密度低。时间：雷暴预计最强的一小时窗口期。
计划是：在公园中心设置一个移动频率发射器，发射预设的反共振频率。同时，医疗团队在安全距离外监测公园内志愿者的意识状态（事先招募并知情同意），以及网络节点的反应。苏晓雅和王秀兰将作为网络内部的观察者，报告干预效果。
准备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团队分成三组：技术组设置设备；医疗组准备监测；陈默负责与网络节点协调。
通过与王秀兰的意识连接（在专家监控下），陈默传达了计划：“我们需要测试一个干预方法。会在江市新区公园发射特定频率，可能影响网络。请观察并反馈效果。”
王秀兰的回应通过脑波传感器转化为文字显示：“理解。网络已经感觉到准备。它在...警惕。像动物嗅到异常气味。”
“是好是坏？”
“中性。网络没有善恶，只有自保和生长倾向。如果感觉威胁，可能收缩或反击。如果感觉机会，可能扩张。”
“我们不想威胁它，只想帮助它找到平衡。”
“那么频率必须是...邀请，而非命令。温和的引导，而非强力的推拉。”
这让技术调整变得微妙。不是简单的对抗频率，而是更复杂的“引导频率”，像引导河流而非筑坝拦截。
雷暴如期加强。晚上八点，公园区域雨势最大，闪电频繁。三十名志愿者分布在公园各处，戴着轻便的脑波监测设备。移动频率发射器启动，开始发射预设的引导频率。
最初几分钟，无明显变化。然后，监测数据开始显示微妙的波动：志愿者的脑波同步率轻微下降，焦虑指标降低，平静感增加。同时，网络节点的活动出现变化——不是减弱，而是重组：同步模式变得更加有序，更像交响乐而非单一的嗡鸣。
“有效果！”张辰报告，“但效果有限。公园区域内，网络影响降低了约15%，但江市整体网络活动仍在上升。”
“因为源头不在这里。”陈默意识到，“公园干预只是局部处理症状，不是治疗疾病。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共振核心。”
就在这时，王秀兰传来紧急信息：“网络在集中。它感觉到了干预，正在将能量汇聚到一个点...一个强大的不稳定节点正在成为焦点。他在...痛苦地吸引能量。”
“位置？”
“江市...市中心...很高...很多人的地方...”
陈默立即调出江市地图，市中心的高层建筑、人流密集区...然后他明白了：江市电视塔，三百米高，全市最高点，雷暴中最容易积聚电磁能量的地方。
“电视塔！那里有人吗？”
虞倩迅速联系管理方：“塔顶观景台今晚关闭，但有值班技术人员...等等，一名技术员报告异常：备用发电系统自动启动，所有设备显示异常读数，塔身有‘奇怪的振动’。”
“派人去！带上屏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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