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的春天,空气中除了泥土和花草的清新,似乎还多了一股墨汁和锯末混合的独特气味。
三年免赋的甘露继续滋润着这片土地,而沈良玉新政的根须,正朝着更深、更广的层面扎下去。
学堂的推广,在开元二年简陋起步的基础上,开始变得系统而有力。户部拨出专款,工部提供标准图纸,由各地官府主导,在条件较好的县城和重要乡镇,兴建一批专用的“官立学堂”。不再是借用祠堂庙宇,而是实实在在的青砖瓦房,虽然不大,但明亮整洁。
每所学堂标配一间讲室,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书墙,几十套虽然粗糙但结实统一的桌椅。讲台旁挂着两样东西:一面崭新的“夏”字旗,一幅绘制着简单九州轮廓、标出燕京位置和主要山川的《大夏地图》。
教授的内容也进一步规范。识字方面,要求两年内必须掌握《千字文》全文,外加三百个农具、粮食品种、官府文告常用字。算术则从简单的加减扩展到基础的乘除和土地丈量、粮食折算的实用例题。律法部分,重点讲解《大夏新律》中与百姓切身相关的田产、赋税(三年后)、婚姻、继承、借贷、斗殴等条款。此外,还增加了基础的卫生常识(如喝开水、防蚊蝇)、节气农时歌诀,以及最受孩童欢迎的、根据沈良玉口述改编的简单历史故事和地理风物介绍,核心是树立“大夏子民”的认同。
教书先生的来源和待遇也得到改善。除了继续招募落第秀才和老童生,各地政务学堂毕业、表现优异的年轻吏员,也被鼓励兼职或转任教书先生。教师的薪酬不再仅仅是口粮补贴,改为按月发放固定的“银两”,数额不高,但足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温饱,且享有见官不跪、免杂役的优待。这吸引了不少家境贫寒但真正有学识、愿意教书的人。朝廷定期组织教师到府城集中培训,交流教学心得,统一考核。
政策鼓励下,不仅官办学堂数量激增,一些家境殷实的宗族、商帮,甚至较大的村落,也开始自发筹办“族学”、“社学”,教材和规制多模仿官学。一时间,大江南北,只要有村落集镇的地方,几乎都能听到孩童稚嫩而整齐的诵读声。
许多农户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一家人围坐,听上了学的孩子磕磕巴巴地念白天学到的字句,讲“皇上说了,地契要收好,以后打官司用得着”,或者算算家里剩下的粮食还能吃多久。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最底层的土壤。
与学堂的琅琅书声相呼应的,是各地作坊里越来越密集的敲打、转动、淬火之声。沈良玉颁布的《劝工令》像一把火,点燃了工匠们沉寂已久的心气和创造力。
《劝工令》的核心很简单:重赏革新。无论官营匠作营还是民间私人作坊,但凡能改良现有工具、发明新式器械、提出能提高生产效率或产品质量的可靠方法,经当地官府和工部派员核实有效后,依贡献大小,给予重赏。
赏格明码标价:小改良,赏银十两至五十两;中幅提升效率或质量,赏银百两,并可获“巧匠”匾额;若有重大发明,能显着推动某一行业,赏银千两以上,赐“功勋匠师”称号,子孙可优先进入将作监或官营工坊,甚至可能得到陛下亲自接见。
重赏激励和知识开放的双重作用下,革新成果开始不断涌现。
江南织户发明了一种新的“多综多蹑提花机”,用脚踏板控制更多综片,能织出更复杂华丽的锦缎图案,效率也比旧式提花机快了一倍。发明者是个老织工,领了二百两赏银和“巧匠”匾额,喜极而泣。
北地一个铁匠,受百工馆里一张关于“水力鼓风”示意图的启发,在自家临河的铁匠铺旁架起了水轮,带动皮囊鼓风,炉温大幅提升,炼出的铁水质地更纯,打造的兵器(经官府严格监督)和农具品质上了一个台阶。工部核实后,不仅重赏,还将图纸稍加完善后,刊印成册,发往各地有条件的矿区、铁场推广。
将作监在萧玉若的主持下,成果更为显着。他们改进了度量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营造尺”、“升斗”、“斤两”标准器,发往各州府校准。设计了更省力高效的“曲辕犁”和“耧车”,正在皇庄试验。甚至开始尝试利用齿轮和连杆原理,制作简易的“水转翻车”,用于提水灌溉。虽然很多还是雏形,但思路已经打开。
沈良玉偶尔会通过神念,“看”到这些变化。
他看到县城蒙学堂里,穿着打补丁但浆洗干净的孩童,挺直腰板,跟着年轻的蒙师大声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眼睛里闪着光。
他看到乡村社学的土坯房里,老童生用树枝在沙盘上画出简单的田亩图形,教半大的孩子计算面积和产量,孩子的父亲蹲在窗外,听得比屋里还认真。
看到江南的织坊里,新式的提花机咔嗒作响,年轻的织女手脚麻利,脸上带着专注和些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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