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中旬，重庆街头的报童高举着《新华日报》，嘶哑的叫卖声刺破晨雾：“号外！号外！揭露日蒋秘密协议！日军两千精锐拟编国民党别动队，专打八路军、新四军！”
陈默坐在军统总部的办公室里，指尖捏着这份还带着油墨香的报纸，头版影印的“特别协作条款”墨迹鲜红，像一道刺目的伤疤。
隔壁传来戴笠摔东西的声响，夹杂着他对宣传部的怒吼：“谁让你们漏的消息？这份协议怎么会登报！”
陈默嘴角掠过一丝轻不可察的弧度。
他知道，这是组织根据他传递的核心情报，打出的漂亮反击——短短三天，党中央就从“被动等待接收”转为“主动舆论施压”，用最直接的方式撕破了国民党“独家受降”的伪装。
三天前，苏晴冒着风险送来延安的紧急指示：“基于你提供的《日华终战协定》细节，中央决定调整策略：
1.公开协议核心条款，引爆舆论；2.命令新四军、八路军直接进驻日军撤离据点，强制接收武器；3.要求国民党将中共纳入受降谈判，拒绝其单方面勾结日军。”
当时陈默还在为延迟报告争取的三天时间忐忑，此刻看着报纸上的舆论风暴，悬着的心彻底落地。
他想起协议里“日军仅向国民党缴械”“两千精锐编入别动队”的条款，若不是组织及时调整策略，这些阴谋恐怕早已成为既定事实，新四军、八路军在战后只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叮铃铃——”办公电话骤响，是戴笠的紧急召见。
陈默揣着报纸走进局长办公室，只见戴笠脸色铁青，将一叠电报摔在桌上：“你自己看！新四军在宣城缴了日军的武器库，八路军围住了第十三师团，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人发电报反对‘留用日军’，说丢尽了民族脸！”
陈默拿起电报，目光快速扫过——新四军宣城接收站缴获机枪150挺、步枪4000支；八路军华北军区与日军达成“双向缴械”协议。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公开致电蒋介石，痛斥“与侵略者为伍，何以面对先烈”。这些成果，全是策略调整后短短三天内实现的。
“局长，这是中共的舆论战加军事施压。”
陈默故作凝重地分析，“他们就是要借登报撕破协议，逼我们放弃反共条款，同时用军事行动抢占受降主动权。”
话音刚落，毛人凤推门进来，阴阳怪气地开口：“我早说过，分析报告提交太晚！要是早点上报，我们提前封锁消息，哪会让中共钻空子？”
陈默心头一紧，正要辩解，戴笠却猛地拍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要怪就怪我们低估了中共的情报能力！陈默，你立刻分析中共下一步动向，他们会不会趁机扩大军事范围？”
戴笠的信任让陈默暗暗松了口气。
他知道，此刻戴笠满脑子都是“补救局势”，根本不会怀疑到他头上。
他顺势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分析草稿：“中共短期内不会贸然扩大军事行动，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合法受降权’。现在舆论占优，大概率会通过谈判逼我们承认他们的受降地位，同时继续用媒体揭露协议细节，分化我们内部。”
这份分析精准踩中了戴笠的顾虑——他最担心国民党内部因“留用日军”分裂，更怕中共借舆论彻底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立刻按这个思路写正式报告！另外，通知谈判组，暂停‘别动队’谈判，公开承诺‘日军向所有抗日武装缴械’！”戴笠果断下令，完全采纳了陈默的建议。
当天下午，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发布声明：“日军需向全国所有抗日武装缴械，不得区别对待；此前与日军商谈的‘特别协作条款’，因‘不符合民族利益’，予以搁置。”
消息传到陈默办公室时，苏晴正好带着新情报赶来。
她压低声音，眼里闪着光：“延安来电，说这是策略调整的重大胜利！国民党被迫放弃了最核心的反共条款，还同意派代表与我们谈‘联合受降’！另外，上海地下党收集到山本一郎的清乡血案证据，准备登报，彻底粉碎国民党‘战犯免罪’的企图！”
陈默接过情报，指尖抚过“联合受降”四个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潜伏不再是孤立的情报传递，而是能直接影响全局的“战略支点”——从冒险获取核心文件，到延迟报告争取时间，再到此刻配合组织引导军统决策，每一步都在推动局势向有利于抗日力量的方向发展。这种“被需要、被信赖”的感觉，比任何表彰都更让他坚定。
傍晚，戴笠再次召见陈默，语气缓和了许多：“谈判组明天要和中共谈‘联合受降’，你帮着拟定谈判底线——武器分配可以让步，但日军在华企业必须由我们托管；战犯处置要‘酌情从轻’，不能让日军觉得我们过河拆桥。”
陈默心中冷笑——国民党表面让步，实则仍在为“战后独霸”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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