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十年：我的官场笔记
2025年春，渝东南的山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顺着风，落在农村学校的塑胶跑道上。我带着调研组走进云雾镇中心小学时，校长老陈正蹲在操场边，看着几个孩子围着篮球架发呆——那是去年刚更换的新篮球架，可球筐上的网早已被磨破，露出锈迹斑斑的铁圈。
“李局，不是我们不爱护，是孩子们玩得太疯，加上山里湿度大，器材损耗快。”老陈搓着手，语气里满是无奈，“还有实验室的显微镜，有两台已经转不动了，想申请更换，可县里的采购指标一直批不下来。”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教学楼的墙面上，去年粉刷的涂料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食堂门口的排水沟堵塞，积着发黑的污水，散发出淡淡的异味。
“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往上报？”我皱起眉头。
老陈叹了口气，压低声音：“之前报过好几次，可每次都被打了回来，说县里财政紧张，让我们先克服。后来才知道，那些本该给农村学校的维修资金，被挪去给城区某中学建多功能报告厅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专项整治后，教育系统的歪风邪气虽被遏制，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沉疴，并没有彻底根治。
回到县里，我立刻调阅了近三年的教育经费使用明细。果然，数据不会说谎——城区学校的经费投入占比高达65%，而农村学校虽然数量占比超过70%，经费却不足35%。更让人愤怒的是，有两笔共计800万元的农村学校维修专项资金，被以“应急调度”的名义，挪用给了城区某重点中学搞基建。
我拿着明细单，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老吴。
老吴的办公室装修得精致考究，与农村学校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他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紫砂茶杯，慢悠悠地说：“李局，你刚来没多久，可能不懂县里的难处。城区重点中学是咱们县的门面，接待上级检查、对外宣传都靠它，经费倾斜一点也是应该的。”
“门面？”我把明细单拍在桌上，声音忍不住提高，“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用着损坏的器材，而城区学校却在建豪华报告厅，这公平吗？”
老吴的脸色沉了下来：“李局，说话注意分寸。经费调度是县里的集体决策，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你要是执意要追究，恐怕会影响县里的团结。”
“团结不是牺牲农村孩子的利益换来的。”我寸步不让，“这笔钱必须追回来，还给农村学校。否则，我会直接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
老吴没想到我如此强硬，愣了半天，才不情不愿地说：“行，我会召集财政局、教育局开会研究，但能不能追回来，我不敢保证。”
我知道，老吴和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长是老战友，这笔挪用的资金里，肯定有猫腻。为了防止他们暗箱操作，我直接联系了市教育局和市纪委，把相关证据递了上去。
在市级部门的介入下，挪用的800万元专项资金很快被追了回来。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调查中发现，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不仅参与了资金挪用，还存在收受建筑商贿赂、违规招生等问题。
最终，该校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而老吴，因为负有领导责任，被诫勉谈话，调离了分管教育的岗位。
资金追回来后，我立刻组织制定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计划》，将800万元专项资金，连同当年新增的农村教育经费，全部用于农村学校的维修改造、器材更新和师资培训。
云雾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重新进行了粉刷，堵塞的排水沟被疏通，实验室换上了崭新的显微镜和实验器材；偏远的青山村小学，建起了标准化的图书室，藏书量达到了5000多册；所有农村学校的食堂，都进行了升级改造，配备了消毒柜、保鲜柜，孩子们终于能吃上安全、营养的饭菜。
但我深知，硬件设施的改善只是第一步。农村教育最大的短板，是师资力量的薄弱。
调研中发现，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很多农村教师都是民转公的老教师，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年轻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经验不足，且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干不了两年就想方设法调到城区学校。
有次在青山村小学听课，一位老教师用“填鸭式”的方法讲课，课堂上死气沉沉，孩子们听得昏昏欲睡。课后我和他交流，他无奈地说：“李局，我也想创新教学方法，可年纪大了，学不会电脑，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只能按老办法教。”
而年轻教师小王，则向我吐了苦水：“李局，我不是不想留在农村，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学校没有教师周转房，我只能住在村民家里；交通不便，周末想回趟家都难；而且教学资源匮乏，想开展素质教育都没有条件，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都跟不上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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