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走到书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普洱，茶汤的深红像极了地图上的标注。他望着杯中漂浮的茶梗，忽然觉得，国民政府就像这根失去活力的茶梗，看似还连着茶叶，实则早已脱离了滋养它的土壤。
这个政权，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犹如一棵寄生之树，深深扎根于士绅阶层、军阀势力以及外国援助这片肥沃土壤之中。徐渊记忆犹新，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春天，他初至繁华都市南京时所目睹的景象：那些所谓的议员们，绝大多数皆出身于地主或者买办世家。他们围坐在议会大厅里，口若悬河地争论着各种话题，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怎样确保租界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如何维系海关税收方面的特殊权益展开。然而，对于占据全国人口总数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广大贫苦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竟然无人问津！仿佛这些可怜的人们根本不值得一提似的。
时光荏苒，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本以为可以迎来崭新局面的国民政府，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毫不犹豫地全盘接手了昔日敌人日本留下的庞大殖民产业体系，却未曾实施哪怕一项旨在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的政策措施。相反，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的权贵家族迅速崛起并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大权，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格局。无数工厂纷纷关门大吉，大批工人被迫下岗失业，而广大农民则陷入了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悲惨境地。至于实现工业化这一宏伟目标，则更是遥不可及之事。徐渊曾亲身走访过位于上海的众多工厂，结果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仅仅从事一些诸如纺织布料、制造香烟之类的简单轻工业生产活动；而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关键指标之一的重工业领域，在这里几乎完全空白，甚至连最基本的步枪武器也要仰仗来自美国的外援才能勉强供应军队需求——面对如此糟糕不堪的现实状况，试问这样的政权又怎能肩负得起引领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历史重任呢？
他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的举措：驱逐殖民者并取得干涉战的胜利后，谈判结束，明面上的关系得以缓和，便投资兴建了两座橡胶加工厂，引进英国的先进设备，雇佣当地华人与马来人，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工人不仅能拿到优厚的薪水，还能享受医疗与教育福利。如今，他的橡胶制品已远销欧洲，为他积累了巨额资本。而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工厂主们要么将资本转移到海外，要么囤积居奇，无人愿意投资实业——因为这个政权无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公平的市场规则。
它并不是因为遭遇强大的敌手才落败的，而是由于自身的堕落和无能导致最终被淘汰出局。 徐渊轻轻抿了一口茶水，他的语调平稳，然而其中蕴含的坚定态度却让人无法质疑。
回顾他们所采用的陈旧统治方式，显然已经完全不能满足经历过战争洗礼后的新中国发展所需。广大农民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工人们急切盼望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整个国家则迫切期望实现独立自主并赢得应有的尊重。可是，国民党执政下的国民政府所能提供给民众的仅仅只剩下无尽的搜刮剥削和肆意泛滥的贪污腐化！这个政权的存续仿佛成了一座沉甸甸的巨石，无情地镇压在华夏大地之上，严重阻碍了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步伐。
与此同时，另一个势力悄然崛起，并迅速崭露头角。他们高举着诸如 耕者有其田 和 民族独立 之类振奋人心的标语旗帜，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时代脉搏跳动最剧烈之处。尽管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可能跟徐渊本人所持观点有所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展现出的那种涤荡陈腐污垢、重新塑造国家形象的果敢决断力及其背后潜藏的巨大力量都是真实可感且毋庸置疑的事实。
徐渊心里很清楚，蒋介石绝对算不上一无是处之人。相反，此人手段狠辣果决，玩弄权术更是游刃有余，堪称老谋深算。只可惜，无论他如何精明狡诈，终究还是违背了浩浩荡荡的时代大势走向。就像清末的慈禧太后，纵有滔天权势，也无法阻挡封建王朝的覆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试图螳臂当车的人，终将被碾得粉碎。
密电机突然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打断了徐渊的思绪。他转身走到书桌前，拿起译电笔，快速记录着最新的情报：“南京政府开始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美国顾问团撤离半数，桂系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徐渊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他将译好的情报放在桌上，与其他密电叠在一起，形成一叠厚厚的纸堆。窗外的轮船汽笛声愈发清晰，像是在为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奏响哀乐。
他再次走到地图前，指尖从南京划过北平，最终落在香港与缅北之间的商路上。国民政府的崩塌，对他而言，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他“隐形帝国”扩张的绝佳时机。那些逃亡的官员、流失的黄金、混乱的时局，都将成为他棋盘上的棋子。徐渊拿起朱砂笔，在地图上的广州与海口画下两个小小的红点，眼神锐利如鹰：“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规则，该由我们来定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