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缅甸的鲸吞蚕食持续过程中，另外一边泰国对泰南地区的失控，也给了徐渊扩张的绝佳契机。泰南的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三府，历史上是马来穆斯林苏丹国的势力范围，当地穆斯林占比超过80%，长期反抗泰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武装冲突持续了数十年，耗费了泰国大量财政开支。1949年，泰南穆斯林武装发动大规模起义，攻占了北大年府城，泰国政府派遣重兵镇压，却因地形复杂、补给困难屡屡受挫，陷入“越剿越乱”的困境。
徐渊敏锐捕捉到这一机会，决定双线出击，一边在泰缅边境部署三个师的兵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向泰国政府施压；一边秘密联系泰南穆斯林武装首领，提供M1卡宾枪、手榴弹等武器与资金，让其加大对泰国军队的袭击力度。泰国国王拉玛九世当时正面临财政危机，军队开支占全国预算的40%，泰南平叛更是雪上加霜，国库空虚到连士兵的军饷都难以按时发放。
1950年夏，徐渊派岳父陈济晟作为特使赴曼谷谈判。陈济晟身着定制西装，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箱黄金与一套完整的泰南地区矿产勘探报告，在泰国总理府与泰国政要展开闭门会谈。他开门见山：“南华愿以1亿美元收购泰南三府，这笔资金可分三年支付，第一年支付4000万，剩余部分以橡胶、锡矿等物资抵偿；同时，南华承诺协助泰国平定其余地区的叛乱，并与泰国签订永久和平条约，开放边境贸易，让泰国商品自由进入南华市场。”
1亿美元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战后英国的年度国防预算也不过数十亿英镑，这笔资金足以缓解泰国的财政困境，还能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泰国政府内部争论激烈：主战派认为徐渊野心勃勃，割让领土会埋下隐患，而且对于徐渊暗地里的小动作保持严重怀疑；主和派则主张“两害相权取其轻”，既无法控制泰南，又不敢得罪军力强盛的徐渊，不如换取巨额资金。最终，拉玛九世拍板同意，双方在曼谷签署《泰南地区转让协议》。
协议签署后，徐渊迅速派遣行政团队接管泰南：一方面宣布保障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投资修建清真寺与学校，赢得当地民众的初步信任；另一方面开始组织华人移民迁入，在泰南建设深水港口与工业区，将其打造成连接马来半岛与缅甸的交通枢纽。泰南的槟榔屿港很快成为南华体系的重要贸易节点，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东南亚的橡胶、锡矿，通过这里运往欧洲、美洲，带来了巨额利润。
与马来西亚独立力量的协商，则充满了利益交换的深层算计。当时马来西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以巫统为首的独立力量在各地发起罢工、示威，反抗英国殖民当局，但缺乏武器、资金与国际支持，进展缓慢。徐渊派人与巫统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会面，提出“三点协议”，直击对方的核心诉求：
第一，南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独立，提供一万支步枪、五十挺机枪、十门火炮及两百万美元资金，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培训独立武装；第二，马来西亚独立后，需将西马来西亚及泰南地区的大部分马来人迁往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岛北部），南华将协助建设安置点，提供土地、农具与种子，划定婆罗洲岛北部为马来人聚居区，保障其自治权；第三，东马来西亚的矿产、森林资源由南华与马来西亚联合开发，南华享有优先开采权，同时向南华开放港口使用权，允许南华自卫军在东马设立军事基地。
巫统内部虽有反对声音，认为迁徙政策损害马来人的利益，但在独立的巨大诱惑下，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同意了协议。1951年，在徐渊的支持下，马来西亚独立武装发起大规模起义，攻占了吉隆坡郊区的英国殖民军营房，英国殖民当局因战后国力衰退，无力派遣大规模军队镇压，只能与巫统谈判。同年年底，英国被迫同意马来西亚独立，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首任总理。
随后，徐渊动用庞大的运输船队与车队，开始大规模迁移马来人：对愿意主动迁移的家庭，提供一笔丰厚的安置费与东马来西亚的肥沃土地；对拒绝迁移的顽固分子，则以“破坏独立进程”“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动用南华自卫军强制迁移。迁移过程中，徐渊特意避开宗教敏感点，不破坏清真寺，同时安排医疗团队随行，减少迁移中的伤亡，最大限度降低反抗情绪。
与此同时，大量华人从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涌入西马来西亚与泰南，填补马来人留下的空缺——印尼的华人商贩关闭店铺，带着积蓄登上前往槟城的货轮；菲律宾的华人矿工放弃工作，组成迁徙车队穿越中南半岛；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则投资建厂，在吉隆坡、怡保等地建设工业园区。到1952年，西马来西亚的华人占比从35%飙升至62%，泰南三府的华人占比也超过55%，成为主导族群，为南华的建立奠定了族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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