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经济的发展脉络，像一张细密的经纬网，清晰地印刻在中南联盟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
缅甸境内的连绵山林与千里平原，是联盟最稳固的粮仓与资源后院。掸邦的锡矿、克钦邦的玉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万顷稻田，这些曾被军阀割据、肆意掠夺的财富，如今在联盟统一调度下，化作支撑发展的基石。满载着矿石与稻米的列车，日夜穿梭在新建的泛亚铁路支线上，轰鸣着驶向暹罗湾沿岸的港口。那些曾经荒芜的山野，如今立起了选矿厂与农机站的烟囱，浓烟与水汽交织，在热带的晴空下绘出蓬勃的图景——这是属于中南联盟自己的，沉甸甸的底气。
而暹罗湾沿岸的良港与新加坡这座岛屿，则是联盟跳动的工业与金融心脏。槟城的码头边，巨型吊臂日夜不停，将南华产的精密机床、特种船舶零部件装上货轮，运往亚非拉的各个角落；新加坡的金融区里，玻璃幕墙反射着烈日，交易所的电子屏上跳动着联盟货币“南元”的汇率，这个曾被殖民势力掌控的贸易节点，如今成了中南联盟联通世界的门户。银行家与商会领袖们穿梭在写字楼的会议室里，用带着南洋口音的英语与世界各地的客商谈判，桌上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一笔笔涉及军火、矿产、航运的订单便已尘埃落定。
得益于早年近乎偏执的布局和持续的资源倾斜，南华的工业体系早已跳出了“来料加工”的桎梏，精密仪器、特种船舶、航空零部件乃至初露头角的电子工业，都已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槟城的电子产业园里，穿着无尘服的工人正组装着联盟自研的晶体管收音机与军用通讯设备，生产线旁的技术人员，有不少是徐渊当年亲自从欧美华人圈重金聘请的工程师——为了留住这些人才，他不仅许以高薪与住房，更承诺“让你们的研究，真正为华人的土地所用”。新加坡的航空研发中心内，一架涂着联盟军徽的轻型运输机原型机停在机库中，机翼下的引擎罩还未完全合拢，几名技术员正围着发动机调试参数。这架飞机的机身材料、航电系统，全是联盟自主研发的成果，专为热带高温高湿的环境设计，续航能力远超同类型的欧美产品。
这些名字，这些厂房与机库，背后是徐渊力排众议的坚持。二十年前，当联盟还在为军费发愁时，他便顶着军方元老“先买枪炮再搞工业”的反对声，将大半外汇储备投入到基础工业与科研中。有人骂他“不切实际”，有人说他“拿着战士的抚恤金打水漂”，但徐渊始终攥紧拳头——他见过太多国家，靠着贩卖资源过活，靠着进口武器撑场面，最终在大国博弈中沦为棋子。他太清楚了，没有独立而先进的工业，军事的强大不过是镜花水月，政治的独立更是沙上堡垒。
海风从港口吹来，带着柴油与钢铁的气息。徐渊望着远方工业区升起的袅袅青烟，眼底闪过一丝笃定。枪炮能守护一时的和平，而工厂的轰鸣，才能撑起一个民族百年的脊梁。
这股由联盟工业与金融体系催生的力量，早已如蛛网般悄然辐射至周边每一个角落，化作“隐形帝国”最绵密也最坚固的控制力。
泰国湾的渔港里，渔民们驾驶的小型快艇，发动机清一色印着南华船舶重工的标识——比起欧美同类型产品，它们更耐海水腐蚀，维修成本也更低，而想要拿到优先供货权，就必须通过曼谷的华人商会牵线，默许联盟渔船在泰南海域的“无害通过权”。越南南部的橡胶园主们，手里攥着的收购合同落款全是“中南联盟橡胶协会”，定价权被牢牢握在对方手里，却不敢有半句怨言——他们的橡胶加工设备，全靠仰光机械厂的技术支持，一旦断供，整片橡胶园都会变成废地。
就连远在爪哇岛的纺织厂，车间里的织布机也标着槟城精密仪器的铭牌。工厂主们每年都要带着厚礼前往新加坡，参加联盟举办的产业峰会，会上定下的原料价格、出口配额，直接决定了他们来年的生死。那些试图绕开联盟、与欧美厂商私下合作的人，要么仓库里的货物突然被海关扣押，要么运输的货轮在马六甲海峡“意外”搁浅——没人说得清是谁在背后出手，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触碰到了中南联盟的经济红线。
更精妙的是，联盟从不用武力逼迫，只靠一套环环相扣的经济规则，就让周边国家心甘情愿地依附。他们用低价的农机设备，换走缅甸的稻米；用先进的采矿技术，换走老挝的铜矿；用畅通的航运渠道，换走柬埔寨的木材。而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与联盟的贸易往来，他们的官员们习惯了在新加坡的银行里开设账户，他们的年轻人挤破头想要进入联盟的大学深造——一张南华大学的毕业证，在周边国家的含金量，甚至远超欧美名校。
徐渊的目光掠过新加坡港那些悬挂着各国国旗的货轮，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枪炮的威慑是硬的，而经济的捆绑是软的。硬的力量让人畏惧，软的力量却能让人沉沦。当周边国家的百姓，从出生到死亡，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联盟的商品时，这个隐形帝国的根基，才算真正扎进了南洋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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