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稻浪，在西晋初年的风里依然起伏。那些曾属于蜀汉的田垄，如今插着曹魏的税旗；那些曾诵读《出师表》的学童，开始背诵《魏律》的条文。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始终回荡着一个追问：为何一个以“兴复汉室”为初心的政权，会重蹈“秦失其鹿、六国逐之”的覆辙？当我们把蜀汉的衰亡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里审视，会发现它并非孤立的偶然——从“创业维艰”到“守成不易”，从“民心所向”到“众叛亲离”，蜀汉的轨迹与中国历史上无数王朝的兴衰曲线惊人重合，如同一个清晰的镜像，照见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密码。
一、创业与守成：从“共患难易”到“共富贵难”的权力异化
刘备在涿郡起兵时，身边只有关羽、张飞等“亡命之徒”，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靠的是“兴复汉室”的理想与“生死与共”的义气。入蜀路上，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才慕名而来，形成“士为知己者死”的凝聚力——这种“创业期”的纯粹，让蜀汉在赤壁之战、入蜀之战中屡屡以弱胜强。此时的权力，是“实现理想的工具”，刘备、诸葛亮都以“公仆”自居，《三国志》记载刘备“与士下者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诸葛亮“自校簿书，汗流终日”，这种“接地气”的作风，正是创业期的生命力所在。
当政权稳定后，权力开始悄然异化。刘禅亲政后，将“皇宫扩建”列为首要政务，成都宫殿的规模在十年间扩大三倍，耗费“民力十万”；黄皓等近臣垄断“盐铁专营”，将利润装入私囊，甚至“卖官鬻爵”，一个“关内侯”爵位标价“黄金百斤”；荆州派的后代们（如诸葛瞻）虽顶着“功臣之后”的光环，却“不习军事，唯知宴饮”，将权力视为“家族遗产”而非“责任”。这种“守成期”的腐败，本质是权力从“工具”变成“目的”——当初“共患难”的团队，在“共富贵”时成了彼此的阻碍，正如《史记》中“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老困境，只是蜀汉的版本更温和：不是诛杀功臣，而是集体沉沦。
历史上的“创业-守成”悖论，在蜀汉身上完美复现。刘邦在“约法三章”后有“白马之盟”的猜忌，李世民在“贞观之治”后有“废长立幼”的动摇，朱元璋在“洪武之治”后有“胡惟庸案”的滥杀——创业期的“理想”往往敌不过守成期的“私欲”，而蜀汉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创业期太短（刘备称帝仅三年去世），守成期的权力异化来得更快、更彻底，最终在“未盛先衰”中走向灭亡。
二、民心与利益：从“民心所向”到“利益固化”的背叛
刘备入蜀时，益州百姓“焚香遮道”，因为他承诺“除刘璋弊政，与民休息”。诸葛亮执政时，通过“依法治蜀”让“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甚至南中夷人都“咸服其德”——此时的蜀汉，确实做到了“民心所向”。这种“民心”的本质，是百姓相信“这个政权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赋税合理（诸葛亮时期“岁入不过三分之一”），司法公正（“赏罚分明，无偏无党”），机会均等（寒门也能通过军功、察举晋升）。
但后期的蜀汉，逐渐背叛了这份信任。姜维九伐中原，导致“民有菜色，饿殍遍野”，《蜀记》记载“南中夷人年输兵甲三千，小儿始能行，即被征发”；黄皓、陈祗等权贵“广占良田，隐匿人口”，成都周边的“豪强庄园”吞并了三分之一的耕地，而普通百姓“无立锥之地”；察举制度彻底崩坏，益州士族垄断了“茂才”“孝廉”名额，寒门子弟“皓首穷经，仍为小吏”。这种“利益固化”，让蜀汉从“全民共享”变成“少数人掠夺”，民心自然从“拥护”变成“疏离”。
这种“民心背叛”的轨迹，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秦朝因“苛政猛于虎”失去民心，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能掀起反秦风暴；隋朝因“三征高句丽”耗尽民力，李密的《讨隋炀帝檄》能让“天下响应”；明末因“辽饷”“练饷”逼死百姓，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口号能让“百姓归之如流”——民心从来不是“抽象的忠诚”，而是“具体的利益”，当政权从“保护百姓利益”变成“掠夺百姓利益”，背叛就只是时间问题。蜀汉的教训在于，它连“缓慢背叛”的耐心都没有，姜维的穷兵黩武与黄皓的腐败几乎同时爆发，让民心在短时间内彻底冷却。
三、改革与守旧：从“革故鼎新”到“因循守旧”的僵化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充满“改革精神”。他制定《蜀科》，打破刘璋时期的“无法无天”；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修复都江堰、开拓南中，增加粮食产量；他“任人唯贤”，提拔王平（文盲）、张裔（益州人）等“非主流”人才——这些改革让蜀汉在短短十几年内从“刘璋暗弱”变成“兵精粮足”。此时的蜀汉，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在为“兴复汉室”的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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