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她默默地拿出从侯姑姑家带回来的那个苹果，洗了洗，小口小口地啃着。苹果很甜，汁水充沛，但在她口中，却品不出丝毫喜悦的滋味。这顿“年夜饭”的余韵，和这个初一的孤寂，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
她知道，明天，客运站将重新开始运营，她又要回到那个熟悉的、用体力换取生存资本的轨道上去。但至少，那样的生活是充实的，是目标明确的。而像今天这样，被抛掷在节日氛围和家庭团圆的巨大反差中的、无所适从的孤独，才是最磨人，也最让人感到无力和悲哀的。
大年初一的郁闷与孤寂，像一层湿冷的薄雾，笼罩在306宿舍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进杨梅的每一个毛孔。窗外世界的喜庆喧闹，反而像放大镜般，将她内心的空洞与凄凉映照得无比清晰。她像一头被困在牢笼里的幼兽，焦躁却又无力挣脱这由现实和节日氛围共同编织的无形枷锁。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她需要做点什么，来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来对抗这漫无边际的虚无感。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被她藏在抽屉最深处、用旧信封仔细包裹着的东西上。
那是她这些天来的全部所得。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要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轻轻拉开了抽屉，取出了那个信封。信封因为反复的摩挲和存放，边缘已经有些起毛，带着她手心的温度和生活的粗糙痕迹。
她坐在书桌前，将信封里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倒在桌面上。不是想象中厚厚的一沓，而是一叠新旧不一、面额各异的纸币，有些还带着明显的折痕和污渍，甚至隐约能闻到一丝客运站那混杂着汗味与灰尘的气息。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失去了在流通中的活力，却凝聚了一段具体而微小的时光。
杨梅开始清点。
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不是在数钱，而是在抚摸一段段凝固的艰辛。
她拿起第一张有些柔软的五十元纸币，指尖传来的触感让她立刻回想起，那是她在安检口站了整整八个小时，帮无数旅客抬起沉重行李，反复解释规章制度，喉咙沙哑到几乎失声后，侯姑姑塞给她的。那张纸币上，似乎还残留着那天她因为长时间站立而肿胀的小腿的酸痛感。
又一张二十元的，边缘有些卷曲。她记得那天特别冷，客运站的暖气似乎也抵挡不住从大门灌进来的寒风，她的手指冻得僵硬发红，几乎握不住对讲机。这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因为找不到车票急得大哭，她陪着找了很久，最终在婴儿的襁褓夹层里找到。妇女千恩万谢，而她只是搓着冻僵的手，接过了这二十元，感觉那纸张都带着冰碴。
还有那些十元、五元的零钞，大多是在人流量最大的几天，她几乎是小跑着维持秩序，嗓子喊到冒烟，连喝水的时间都靠挤，才能换来的。每一张零钞，都对应着一次耐心的指路，一次对插队者的坚决阻拦，一次弯腰捡起被丢弃的垃圾，一次在浑浊空气和巨大噪音中强打起的精神。
这里的每一块，都是她的血汗钱。
“血汗”——这个词从未如此具体而真切。它们不仅仅是货币符号，更是她透支的体力、磨损的尊严、压抑的恐惧（包括昨夜那场惊魂）和与家人渐行渐远的疏离感，所共同熔铸成的实体。它们记录了她的饥饿、她的寒冷、她的疲惫、她的委屈，也见证了她的坚持、她的韧性、她不肯低头的倔强。
清点完毕。一个对她而言不算小，但在S市这繁华都市里却微不足道的数字。她看着那叠钱，心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混合着辛酸与踏实的复杂感觉。
将这些钱留在身边是不安全的，宿舍并非铜墙铁壁。更重要的是，她需要一个明确的仪式，来将这份“生存资本”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安全储备”。
一个念头清晰而坚定地浮现出来。
她决定，一会儿就去把钱存上。
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安全。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切割和锚定。将这些浸透着过去一个月辛苦的纸币，交付给一个冰冷的、制度化的机构，意味着她正式将这段靠体力搏命的日子“归档封存”，也意味着她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投入了一笔虽然微薄却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启动资金”。
她仔细地数出一百多块零钱，将它们重新放回那个旧钱包里。这是她接下来几天，或许一直到开学初的基本开销——食堂最便宜的饭菜，必要的公交费，或许……万一有点什么急用。每一分钱都需要精打细算。
然后，她将剩余的大部分，那叠承载着她太多复杂记忆的纸币，重新用信封装好，紧紧攥在手里。那信封此刻变得异常沉重，仿佛承载着她全部的身家性命。
她穿上那件旧羽绒服，戴上帽子，将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最内侧、有拉链的口袋里，还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确认它的存在。
走出宿舍楼，午后的阳光依旧明媚，却无法驱散她心中的寒意，也无法掩盖她与周围节日氛围的格格不入。街道上比清晨热闹了些，大多是走亲访友、穿着新衣、提着礼品的人群，他们的欢声笑语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刺穿着杨梅的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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