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之地宛如一颗镶嵌在大夏王朝西南群山间的明珠，却又裹着一层难以穿透的迷雾。这里北有大巴山横亘，东有巫山阻隔，南有云贵高原拱卫，西有青藏高原屏障，群山如涛，叠嶂如浪，将这片土地与中原腹地隔出了一道天然的壁垒。长江穿境而过，裹挟着岷、沱、嘉陵诸水，在山谷间冲刷出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与川东丘陵，气候温润，雨量充沛，水稻一年两熟，桑麻遍野，柑橘、茶叶、药材更是闻名天下。自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良田，这里便彻底告别了水患，成为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膏腴之地，“天府之国”的美誉，千百年来从未旁落。
可这片丰饶之地，却也因其独特的地势，注定了“易守难攻”的宿命。从中原入蜀，唯有几条险道可行：金牛道崎岖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便扼守于此；米仓道林深谷幽，瘴气弥漫，稍有不慎便会迷失其中；荔枝道虽稍平缓，却也蜿蜒曲折，不利于大军快速推进。这样的地理环境，让川渝在乱世之中屡屡成为割据势力的温床，汉末的刘璋、三国的刘备、五代的孟昶，皆曾在此立国称雄。即便是大一统王朝，对这片土地的治理也始终小心翼翼，既要倚仗其物产支撑国本，又要提防地方势力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川渝总督杨应矩，便是这片复杂土地上的“土皇帝”。自天佑元年受命出镇川渝，至今已逾十载。这位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总督，初到蜀地时，也曾面临诸多困境：土司割据，民族矛盾尖锐，地方豪绅勾结，吏治腐败丛生。但杨应矩颇有手段，他一方面轻徭薄赋，修复水利，鼓励农桑，让蜀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又恩威并施，对顺从朝廷的土司加以扶持，对桀骜不驯者则坚决镇压，短短数年便稳住了局面。在他的治理下，成都城商贾云集，市井繁华，蜀地的丝绸、茶叶通过茶马古道远销西域，税收逐年递增，成为了大胤王朝重要的财源之地。
杨应矩深知为官之道，平日里对朝廷恭顺有加，每逢节庆，必遣人押送奇珍异宝入京朝贡，对太子刘知远和秦王刘广烈更是礼数周全，从不怠慢。加之川渝地处内陆，远离北方匈奴、东南倭寇的边境前线，并非朝廷防务的重点，因此在天佑五年那场席卷朝野的清洗运动中，杨应矩并未被列为最优先处理的目标。彼时，朝廷的重心在于清除手握兵权的边境将领和朝中结党营私的重臣，对于这位远在西南、看似安分守己的总督，调整计划被排在了后期。
没人知道，这份恭顺与政绩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野心。杨应矩在蜀地经营十载，早已根深蒂固。他通过联姻、赏赐等手段，与川渝境内数十家土司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少土司的子弟在其麾下任职，土司兵也听其调遣；他暗中扶持亲信，安插在府、州、县各级衙门，掌控了地方行政大权；甚至连川渝境内的盐铁、茶马等重要产业，也有半数落入了他的亲信之手。十年来，他表面上是朝廷的封疆大吏，实则已成为蜀地的实际掌控者。
朝廷并非对杨应矩毫无防备。暗影卫，作为大夏王朝最神秘的情报机构，早已在杨应矩身边安插了眼线。这些眼线身份各异，有的是他的贴身侍卫，有的是府中幕僚，有的甚至是地方衙门的小吏。他们潜伏在杨应矩的周围，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将相关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京城。起初，传回的情报大多是关于地方治理、民生疾苦的寻常之事，与杨应矩“贤明总督”的形象相符。
然而，从六年前开始，眼线传回的情报渐渐变得令人不安。情报显示，杨应矩以“川东匪患猖獗”为由，频繁调动麾下土司兵和部分心腹营伍，在川东、川西的山谷间进行大规模操练。这些操练并非寻常的军事演习，而是针对性极强的山地作战训练，士兵们演练登山、攀岩、伏击等战术，日夜不休。更令人警惕的是，杨应矩还以“防备匪患袭扰”为名，在成都、重庆、剑门关等战略要地修建粮仓、军械库，暗中囤积粮草、弓箭、火铳等物资。据眼线估算，短短一年时间，杨应矩囤积的粮草足以支撑十万大军三年之用，军械数量也远超其正常防务所需。
除此之外，杨应矩的社交活动也变得诡秘起来。他常常在深夜召见一些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这些人衣着怪异，言语晦涩，每次会面都在密室之中，守卫森严，严禁任何人靠近。眼线曾试图打探这些神秘人物的身份，却屡屡受挫，有两名试图靠近密室的眼线甚至莫名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种种异常举动，让暗影卫意识到，杨应矩或许正在谋划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永昌二十九年，这份汇集了所有异常情况的密报被送到了太子刘知远和秦王刘广烈的案头。彼时，刘知远刚以监国身份稳定朝局不久，秦王刘广烈则掌控着京城防务，兄弟二人同心协力，正在逐步清除朝中的反对势力。接到密报后，兄弟二人连夜在东宫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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