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讯科角落的那个位置，成了沈砚之新的囚笼。比档案室更透明，也更令人窒息。四周是同僚们噼啪作响的打字声、低沉的交谈声和仪器运转的嗡鸣，而他却像一座被隔绝的孤岛，所有的声音都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顾衍之的命令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外界彻底隔开，站内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连去食堂都有人“陪同”。
档案丢失事件如同一片浓重的阴云，笼罩在他头顶，随时可能降下雷霆。他知道，顾衍之的“彻查”绝不会停止，那消失的几份日军细菌实验报告，就像埋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引线攥在未知的人手中。
他必须表现得绝对顺从，绝对“无害”。他专注于分配给他的、那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毫无价值的电文核对工作，眼神专注，动作一丝不苟，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无关。他甚至主动帮助同僚处理一些技术难题，用纯粹的专业能力，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自己“尚有价值”的形象，也借此观察着电讯科内部的细微变化。
他发现，苏曼卿调任行动队副队长后，似乎比在重庆时更加沉默和内敛。她很少出现在电讯科，偶尔来，也是与科长进行简短的公务交流，目光很少扫向他这个角落。但沈砚之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张力在她与顾衍之之间弥漫。两人在站务会议上的意见时有相左，虽然表面维持着上下级的客气，但那种理念和行事风格上的差异，已经难以完全掩饰。
苏曼卿似乎更注重证据和逻辑，对赵德彪那种靠刑讯和直觉办案的方式颇有微词；而顾衍之则更看重结果和威慑，对苏曼卿提出的“精细调查”有时会流露出不耐烦。这种分歧，在站所初建、各方势力暗中角力的背景下，被放大了。
这天，沈砚之在协助核对一批监听记录时，偶然听到两个电讯员在休息间隙的低语。
“……听说了吗？苏队长好像在对之前几个‘悬案’重新梳理，连赵队长抓回来又放了的人，她都在偷偷查背景……”
“嘘！小声点！赵队长知道了还得了？不过话说回来，苏队长这么干，顾站长能同意？”
“谁知道呢……反正现在站里暗流涌动的，咱们还是少打听为妙……”
沈砚之心中微动。苏曼卿在暗中调查旧案？这会不会与档案丢失事件有关？或者，她是在借题发挥，另有目的？他无法确定，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与组织的联系依旧处于“休眠”状态。老马依旧按时送来热水，但壶塞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信息。沈砚之知道，这是组织在保护他，也是在保护这条来之不易的内线。他必须耐心等待，像一个进入冬眠的动物，保存体力，降低消耗，等待春天的信号。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顾衍之显然没有打算让他安稳地“待命”。
几天后，沈砚之被叫到电讯科科长办公室。科长脸色不太好看，递给他一份文件。
“沈专员，这是重庆毛处长办公室直接下达的指令，”科长语气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要求你利用现有条件，对北平城内几个特定频段进行持续的被动监听和分析，重点甄别是否存在使用新型跳频或加密技术的可疑信号。分析报告需单独加密，直接呈送顾站长，并抄送重庆。”
沈砚之接过文件，心中冷笑。毛人凤果然贼心不死！这份指令，看似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实则是将他置于一个更加凶险的境地。让他监听“可疑信号”，目标很可能就是组织或其他进步力量的地下电台。如果他“毫无发现”，会被质疑能力或心怀鬼胎；如果他“有所发现”，则等于亲手将同志送入虎口，成为军统的帮凶！
这是一个两难的绝境。
“科长，卑职目前处于审查期间，接触此类核心监控任务，是否合适？”沈砚之试图委婉地推拒。
科长无奈地摊摊手：“这是重庆的直接命令，顾站长也已经批示‘照办’。沈专员，你还是执行命令吧。”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也有一丝“别给我惹麻烦”的警告。
沈砚之知道，无法拒绝。他只能接受这个烫手山芋。
回到座位，他摊开那份标注着监听频段和要求的文件，大脑飞速运转。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应付差事，又不造成实质性危害的方法。
他开始进行“监听”。他严格按照指令，调谐设备，记录信号。但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那些已知的、军统自己使用的测试频道、或者是一些商业、民用无线电的干扰信号上。对于真正可能隐藏着地下电台的敏感频段，他要么以“信号微弱，无法稳定捕获”为由轻描淡写，要么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自然形成的电磁噪音，进行复杂的“技术分析”，写成晦涩难懂、结论模棱两可的报告。
他像一个最挑剔的工匠，在鸡蛋里挑骨头，却又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真正有价值的“骨头”。他的报告充斥着专业术语和各种“可能性”分析，看起来工作量饱满，态度认真，但核心结论永远是“未发现明确可疑目标”或“需进一步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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