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一个整天,在极度紧张和忙碌中度过。临时接待点被情绪激动的工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诉苦的、骂娘的、哭求的、质问的,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让负责接待的人嗓子都说哑了,耳朵嗡嗡作响。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诉求,触目惊心:有老工人得了癌症等着钱做手术的,有年轻夫妻孩子刚出生奶粉钱没着落的,有背着房贷车贷已经断供被银行催收的……
而更让张永春心情沉重的是在财务部的发现。
大昌矿业的财务部,占据了小半层楼,曾经是公司最核心、最繁忙的部门之一。如今,这里一片狼藉。文件柜被翻得乱七八糟,很多重要凭证、账册不翼而飞(估计是被调查人员调取或当事人销毁),电脑大部分被贴了封条。仅剩的几名年轻会计,面色惶恐,对工作组的询问一问三不知,或者只能提供一些零碎、表面的数据。
“张市长,我们……我们真的不清楚。总监、副总监、主办会计都被带走了。资金调拨、对外支付都是他们直接经手,我们只做记账……现在银行U盾都被封了,网银也登录不上去,账户余额……我们只能看到被冻结前的数字,现在具体怎么样,真的不知道。”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刚工作不久的女会计,带着哭腔说道。
在国资委和金融办专家的指导下,工作组只能从最原始的地方入手:翻找尚未被带走的纸质报表、合同、银行对账单,联系各个子公司、分厂的财务人员(很多也联系不上),像考古一样,艰难地拼凑大昌矿业真实的财务图景。
结果令人绝望。正如老谢所说,集团本部及主要子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几乎全部被司法机关冻结。未被直接冻结的少量账户,余额加起来不到一百万。而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刚性支出,超过五千万。
资产方面,情况同样糟糕。有价值的矿产(采矿权)大部分已被抵押或涉及司法纠纷。库存的煤炭等产品,要么是客户已付预付款(需要交付),要么已被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机器设备、车辆等固定资产,要么陈旧不值钱,要么也设定了抵押。房产倒是有一些,包括吉正豪个人及其亲属名下的豪宅、写字楼,但同样被查封。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优质资产”,早已被吉正豪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操作掏空或设置了重重担保,真正属于公司、可供自由处置的“干净资产”,少得可怜。
“这就是个空壳子!不,连空壳子都不如,是负资产!”国资委主任气得拍桌子,“吉正豪这个王八蛋,早就把公司掏空了,留下一个烂摊子和一屁股债!”
“应收账款呢?”张永春沉声问,“有没有外面欠公司的钱,能收回来应应急?”
老谢苦笑:“张市长,大昌矿业这些年扩张很快,但也埋下很多隐患。很多应收账款,要么是跟关联公司的往来款,现在关联公司也自身难保;要么是给一些关系户的‘赊销’,现在对方看大昌出事,巴不得赖账;还有一些是正常的贸易款,但催收需要时间,而且……很多客户听说大昌出事,也担心惹上官司,付款更不积极了。就算能收回一些,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金融办的同志补充道,“就算我们找到一点能动的资产,比如某个偏远矿厂还有点存煤,想卖掉发工资,也得走程序。现在大昌矿业是风口浪尖,任何资产处置,都可能引来债权人的异议甚至诉讼,法院那边也未必能这么快批准。时间,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永春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以立刻变现的资源,却要面对一万多人等着吃饭的绝境。财政垫付?昨晚市长已经跟他交了底,市财政也非常紧张,而且这口子确实不能轻易开,涉及巨额资金的使用程序和责任,更怕引起其他困难企业的攀比。五千多万,不是个小数目。
难道真的没办法了?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矛盾爆发?
不,绝不能!张永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起上午在楼下对工人们的承诺,想起那些殷切、绝望、愤怒交织的眼神。如果连工资都发不出,政府的公信力何在?稳定从何谈起?
“联系银行!”张永春目光一凝,对金融办的负责人说,“立刻帮我接通昌州市商业银行刘行长,还有东山发展银行栾城分行王行长的电话,我要跟他们直接谈!”
很快,电话接通,开启了免提。张永春简要说明了情况,强调了当前维稳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由政府工作组出面协调,以大昌矿业未被查封的、未来可能有稳定现金流的部分有效资产(比如某个目前还在生产、销售情况相对较好的煤矿)作为抵押,或者,由政府财政提供有限担保,向银行申请一笔专项紧急工资贷款,专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稳定局面。
电话那头,两位行长都沉默了。半晌,昌州市商业银行的刘行长才为难地开口:“张市长,您的难处我们理解。但是……大昌矿业现在是什么情况,您比我们更清楚。实控人涉重罪,公司可能资不抵债,大量资产被查封冻结,诉讼缠身。给它贷款,哪怕是专项用于工资,风险也极高!这笔贷款放出去,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我们银行也要对存款人负责,也要接受监管考核。这个……实在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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