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迅速将现金和金条装进两个事先准备好的、不起眼的黑色尼龙旅行袋。首饰只挑了几件最值钱、最容易变现的带走。
做完这些，她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那个虽然保养得当、但眼角已爬上细纹、眼神充满惊惶和疲惫的女人。她才四十五岁，却感觉已经走完了一生。
她拿起另一部几乎从不使用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传来一个刻意压低的、带着磁性的男声：“喂？”
“阿峰，是我。”李晓娟的声音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和依赖，“他……他完了。家里……也待不住了。我们……我们之前说好的，还作数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在判断局势，然后，那个叫阿峰的男人才用更温柔、更坚定的语气说：“晓娟，别怕。我一直等着呢。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按我们计划的，明天就走。我在老地方等你。记住，什么都别带，除了钱和必要的证件，衣服化妆品到了那边再买。一定要甩掉可能的尾巴。”
“我知道，我知道。”李晓娟连连点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阿峰，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别骗我。”
“傻话，我怎么会骗你？”阿峰的声音带着笑意，“我为你准备了新的身份，去泰国的路线也安排好了。到了那边，我们就有新生活了。快点收拾，明天见。”
挂了电话，李晓娟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阿峰，三十岁，是她两年前在省城一家高档健身会所认识的私人教练。年轻，英俊，身材完美，嘴甜，会哄人，更重要的是，在她这个年龄，还能给她久违的激情和“被需要”的感觉。
她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给他买车，帮他开工作室，也从他那里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慰藉。吉正豪出事前，她和阿峰就偷偷谋划过，如果有一天吉家不行了，就一起卷钱跑路。
阿峰信誓旦旦，说他在云南边境有“路子”，能搞到假身份，安排他们偷渡去泰国，然后从泰国转道去一个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当时或许只是情人间的刺激游戏和虚幻承诺，如今，却成了她唯一的生路。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深吸一口气，开始动手。她找来剪刀，将自己一头精心保养的栗色长发，胡乱地剪短，弄得参差不齐。又拿出平时几乎不用的、颜色暗沉的化妆品，将自己白皙的皮肤涂得蜡黄，点上雀斑，画上粗糙的眉毛。换上一身从没穿过的、灰扑扑的旧运动服和帆布鞋。对着镜子，她几乎认不出自己。那个光鲜亮丽的吉太太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仓皇失措、准备亡命天涯的中年妇人。
她将两个装满钱的旅行袋塞进一个更大的、印着某超市logo的编织袋里，上面胡乱盖了几件旧衣服。然后，她坐在黑暗的房间里，等待着。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等待着与情人的汇合，等待着那条吉凶未卜的逃亡之路。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旧辉煌，却已与她无关。她想起吉正豪，想起那些可能惨死在她丈夫和小叔子手里的亡魂，想起自己这些年挥霍无度、醉生梦死的生活，一种混合着恐惧、悔恨、以及对未知命运的茫然，紧紧攥住了她的心脏。但求生的本能，和对“新生活”最后一丝虚妄的幻想，驱使着她，必须走下去。她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第二天，天色未亮，李晓娟就像幽灵一样，提着那个沉重的编织袋，从别墅的后门悄悄溜出。她没有开家里的任何一辆豪车（很可能已被监控），而是步行了十几分钟，来到小区外一个偏僻的公交站，上了一辆最早班的、开往长途汽车站的公交车。车上寥寥几人，都是早起谋生的底层百姓，没人多看这个穿着土气、神色憔悴、提着大袋子的女人一眼。这让她稍微安心。
在长途汽车站，她按照阿峰的指示，没有购买直达昆明的车票，而是买了一张去往邻省一个三线小城的票。途中，她换乘了两次黑车，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在当天傍晚，抵达了与阿峰约定的“老地方”——位于两省交界处一个偏僻小镇的、条件简陋的私人旅馆。
旅馆房间狭小潮湿，弥漫着一股霉味。阿峰早已等在里面。看到李晓娟这副落魄模样和她带来的沉重编织袋，阿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亮光，但脸上立刻堆满了心疼和关切，上前紧紧抱住她：“受苦了，宝贝。没事了，到了我这里就安全了。”
感受到年轻男人结实怀抱的温度和熟悉的气息，李晓娟连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一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趴在他肩上低声啜泣：“阿峰，我好怕……他们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别怕，别怕，有我在。”阿峰温柔地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钱带来了吗？我们得抓紧时间，这里也不安全，停留不能超过一晚。”
李晓娟点点头，费力地把编织袋拖过来拉开。当看到里面满满的美金、欧元和金条时，阿峰的呼吸几不可察地急促了一瞬，但很快掩饰过去，赞叹道：“太好了！有了这些，我们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你休息一下，我来整理，规划一下接下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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