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清晨，哈尔滨城笼罩在一层厚重的冬雾里。松花江早已冻得结实，冰层厚得能跑马车，江面上偶尔传来几声鞭响和轱辘碾压的声响。林默站在新落成的东北局综合办公大楼顶层，手里那架军用望远镜的边缘已被他握得温热。透过镜片，整座城市在雾中显得静谧而忙碌——街道上行人稀疏，可远处大大小小的烟囱却一刻不停地吐着白烟，那是冬季供暖锅炉在全速运转，给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输送着暖意。
秘书长推门进来时，林默刚好放下望远镜。他腋下夹着一份厚重的文件，脚步快而稳。“林工，年度总结报告初稿出来了。”他将那叠将近二百页的纸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纸张边缘还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一九四八年，东北地区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万吨，是历史最高纪录。不过……”秘书长顿了顿，“报告里也指出了六个方面的不足，需要明年重点改进。”
林默坐下，一页页翻过去。数字是鲜亮的，成绩是实在的，可他的目光却在最后几页的“问题与反思”上停留了很久。尤其是看到“农民人均收入仅增长百分之二十，低于预期”那行字时，他的眉头不自觉锁紧了。过了半晌，他抬起头：“通知各局，今天下午就开年度工作总结会。三十天内，我们要完成两件事：把去年理清楚，把明年计划好。一九四九年，必须开好这个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东北局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三省十八个专区的专员、各局局长、重点企业的负责人，五百多人把会场挤得热气腾腾。主席台上方挂着鲜红的横幅：“总结一九四八，规划一九四九，为建设新东北而奋斗！”
林默走上讲台，环视了一圈。台下许多面孔都是熟悉的，有的还带着一路风雪赶来的痕迹。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安静的礼堂里传得很远：“同志们，一九四八年，是东北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我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了新家园，在曾经饥饿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在落后的底子上创造了奇迹。”
他翻开那份厚重的总结报告，纸张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这些数字，是汗水的结晶，是大家智慧的成果，是奋斗的见证。”接着，他的话锋却忽然一转，“但今天这个会，主要不是来讲成绩的——是来找问题、查不足、明方向的。”
会场的气氛瞬间沉了下来。
“第一个问题，”林默竖起一根手指，“农业发展不平衡。粮食是增产了，可经济作物——大豆、甜菜、亚麻这些，种得少，产量也不高。农民光有粮，口袋里没钱，这不行。”
农业局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有些红：“林工批评得对。我们过去确实重粮食轻经济，重产量轻效益。明年一定调整种植结构，把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百分之三十。”
“第二个问题，工业布局不合理。”林默继续道，“重工业全挤在几个大城市，轻工业却跟不上。很多日用品还得从关内运，成本高了，物价就压不下来。”
工业局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额头上沁出细汗：“我们马上做规划，在中小城市铺一批轻工业项目，先满足本地需求。”
“第三个，科技推广不到位。”林默的声音平稳，却字字清晰，“好多新技术就停在试验田里，没走到大田里去。农民想学没人教，干部想推没方法。”
科技局长起身时，手里还捏着笔记本：“我们准备组织千名技术员下乡，跟农民同吃同住，手把手教会。”
“第四个，教育发展不均衡。城里学校越办越好，农村孩子上学还得走十几里路。”
“第五个，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还是老问题。”
教育局长和卫生局长相继表态，一个说要新建五百所农村小学，另一个承诺培训万名“赤脚医生”，让每个村子都有医有药。
林默停顿了片刻，目光扫过全场。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第六个问题，也是最要紧的——”他的声音沉了下去，“有些同志开始骄傲了，觉得成绩不小，能松口气、歇歇脚了。”他顿了顿，“这种思想，最危险。”
许多干部低下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或手指。
“同志们，”林默的语气缓了下来，却更显沉重，“成绩是昨天的，明天的路还长。任务还艰巨，困难还很多。要是现在就开始自满，开始松懈，那我们的事业就可能半途而废，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他抬手按在报告上，“我提议，从今天起，全体干部开展一次‘反骄破满、继续奋斗’的大讨论。每个单位都要找自己的问题、查自己的差距、定整改的措施。我们要让一九四九年，变成发展更大、进步更快的一年！”
掌声猛然炸响，持久而热烈，像要把屋顶掀开。那不只是赞同，更像是某种自我叩问后的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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