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清晨,哈尔滨城笼罩在一层厚重的冬雾里。松花江早已冻得结实,冰层厚得能跑马车,江面上偶尔传来几声鞭响和轱辘碾压的声响。林默站在新落成的东北局综合办公大楼顶层,手里那架军用望远镜的边缘已被他握得温热。透过镜片,整座城市在雾中显得静谧而忙碌——街道上行人稀疏,可远处大大小小的烟囱却一刻不停地吐着白烟,那是冬季供暖锅炉在全速运转,给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输送着暖意。
秘书长推门进来时,林默刚好放下望远镜。他腋下夹着一份厚重的文件,脚步快而稳。“林工,年度总结报告初稿出来了。”他将那叠将近二百页的纸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纸张边缘还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一九四八年,东北地区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万吨,是历史最高纪录。不过……”秘书长顿了顿,“报告里也指出了六个方面的不足,需要明年重点改进。”
林默坐下,一页页翻过去。数字是鲜亮的,成绩是实在的,可他的目光却在最后几页的“问题与反思”上停留了很久。尤其是看到“农民人均收入仅增长百分之二十,低于预期”那行字时,他的眉头不自觉锁紧了。过了半晌,他抬起头:“通知各局,今天下午就开年度工作总结会。三十天内,我们要完成两件事:把去年理清楚,把明年计划好。一九四九年,必须开好这个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东北局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三省十八个专区的专员、各局局长、重点企业的负责人,五百多人把会场挤得热气腾腾。主席台上方挂着鲜红的横幅:“总结一九四八,规划一九四九,为建设新东北而奋斗!”
林默走上讲台,环视了一圈。台下许多面孔都是熟悉的,有的还带着一路风雪赶来的痕迹。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安静的礼堂里传得很远:“同志们,一九四八年,是东北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我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了新家园,在曾经饥饿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在落后的底子上创造了奇迹。”
他翻开那份厚重的总结报告,纸张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这些数字,是汗水的结晶,是大家智慧的成果,是奋斗的见证。”接着,他的话锋却忽然一转,“但今天这个会,主要不是来讲成绩的——是来找问题、查不足、明方向的。”
会场的气氛瞬间沉了下来。
“第一个问题,”林默竖起一根手指,“农业发展不平衡。粮食是增产了,可经济作物——大豆、甜菜、亚麻这些,种得少,产量也不高。农民光有粮,口袋里没钱,这不行。”
农业局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有些红:“林工批评得对。我们过去确实重粮食轻经济,重产量轻效益。明年一定调整种植结构,把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百分之三十。”
“第二个问题,工业布局不合理。”林默继续道,“重工业全挤在几个大城市,轻工业却跟不上。很多日用品还得从关内运,成本高了,物价就压不下来。”
工业局长也跟着站了起来,额头上沁出细汗:“我们马上做规划,在中小城市铺一批轻工业项目,先满足本地需求。”
“第三个,科技推广不到位。”林默的声音平稳,却字字清晰,“好多新技术就停在试验田里,没走到大田里去。农民想学没人教,干部想推没方法。”
科技局长起身时,手里还捏着笔记本:“我们准备组织千名技术员下乡,跟农民同吃同住,手把手教会。”
“第四个,教育发展不均衡。城里学校越办越好,农村孩子上学还得走十几里路。”
“第五个,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还是老问题。”
教育局长和卫生局长相继表态,一个说要新建五百所农村小学,另一个承诺培训万名“赤脚医生”,让每个村子都有医有药。
林默停顿了片刻,目光扫过全场。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第六个问题,也是最要紧的——”他的声音沉了下去,“有些同志开始骄傲了,觉得成绩不小,能松口气、歇歇脚了。”他顿了顿,“这种思想,最危险。”
许多干部低下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或手指。
“同志们,”林默的语气缓了下来,却更显沉重,“成绩是昨天的,明天的路还长。任务还艰巨,困难还很多。要是现在就开始自满,开始松懈,那我们的事业就可能半途而废,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他抬手按在报告上,“我提议,从今天起,全体干部开展一次‘反骄破满、继续奋斗’的大讨论。每个单位都要找自己的问题、查自己的差距、定整改的措施。我们要让一九四九年,变成发展更大、进步更快的一年!”
掌声猛然炸响,持久而热烈,像要把屋顶掀开。那不只是赞同,更像是某种自我叩问后的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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