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大半日，书房内充满了何宇与贾芸讨论的声音。何宇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提出框架和原则；贾芸则结合数月来的实际运营经验，补充细节和案例。
何宇一边写，一边阐述：
“首先，契约首部，必须明确契约双方——托运方（货主）和承运方（我‘速达通衢’）的准确名称、地址、经手人信息。这是基础。”
“其次，货物信息。品名、规格、数量、重量、体积、包装方式，必须详尽。特别是价值，贵重物品需提前声明，并可能涉及保费。这点要强调，避免日后以次充好或货价不符的纠纷。”
“第三，运输条款。起运地、目的地、途经主要节点（如需中转）、要求的送达时限。时限可根据路程、天气、路况设定一个合理的浮动范围，而非绝对日期，但要注明因我方原因导致的延误如何处理。”
“第四，运费及支付。明确总运费、支付方式（现银、银票、货到付款等）、支付节点（启运前、到达后、或分期）。还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如装卸费、过关厘金由谁承担，需写明。”
“第五，也是重中之重，责任与赔偿。”何宇笔锋加重，“要区分不同情况。因我方管理不善、护卫不力导致的货损、丢失，我方按约定价值全额或高额赔偿。因不可抗力，如天灾、战乱、大规模民变等，双方如何分担损失。甚至……包括遇到如山东线那样的劫道，责任如何界定，赔偿比例如何划分，都要有清晰条款。这可能会是我们谈判的难点，但必须明确。”
“第六，保险条款。我们可以尝试引入‘保险’概念。鼓励货主为高价值货物购买运输险，支付少量保费，若出事可由我方或合作的票号（未来可考虑）按更高额度赔付。这对货主是保障，也能分散我们的风险。”
“第七，争议解决。约定一旦发生纠纷，优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提交何处仲裁（如京城指定的商会？或地方官衙？），避免直接对簿公堂，伤了和气。”
贾芸一边记录，一边提出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东家，关于赔偿比例，若完全按货价赔，遇到高价值货物，一次意外就可能让我们损失惨重。是否设定一个赔偿上限？或者按运费倍数赔偿？”
何宇沉吟片刻：“可按货物声明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运费，赔偿也与之挂钩。设定上限是必要的，但要合理，既能体现我们的担当，又不至于让我们无法承受。具体比例和上限，我们要仔细测算成本后再定。总之，原则是：让诚信的客户感到公平，让想钻空子的人无隙可乘。”
“还有，”贾芸补充道，“与合作车马行、船家的契约也需规范。明确他们的责任、收益分成、违约责任。不能货主那边我们规范了，下面合作的环节却乱了套。”
“对！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契约体系。主契约是与货主的，分契约是与各合作方的。”何宇赞赏地看了贾芸一眼，“考虑得很周全。”
两人反复推敲，直至日落西山，书房内已点起灯烛。一份内容详尽、逻辑清晰的《速达通衢货运承揽契约》范本初稿，终于跃然纸上。虽然文辞尚需润色，使其更符合当下契约习惯，但核心条款已然齐备。
何宇放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对贾芸道：“大致框架如此。芸哥儿，你拿去再仔细斟酌词句，特别是某些条款的表述，要准确无误，避免歧义。然后，先在我们已经稳定的京通线、京津线上试行。挑选几家合作已久、关系良好的老客户，与他们详细解释新契约的条款，特别是对他们有利的方面，如权责清晰、赔偿有据等，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试行一段时间，根据反馈再行微调。”
“东家放心，芸明白。”贾芸郑重地将那份墨迹未干的初稿收好，“此事关乎长远，我定会小心办理。”
数日后，修订完善后的《速达通衢货运承揽契约》正式在京通线和新兴的京津线试点推行。果然如预料般，遇到了一些阻力。
一些老客户习惯了以往口头约定、事后商议的模糊方式，对这份长达数页、条款细致的契约感到不适甚至警惕，认为“速达通衢”是不是想借此撇清责任或设置陷阱。尤其对赔偿上限和免责条款，争论较多。
贾芸亲自出面，与几位重要的客户耐心解释。他没有急于让对方签字，而是逐条分析，站在对方的角度阐明利弊。
“李东家，您请看这条，”贾芸指着责任条款，“以往您发货，若途中遇雨受潮，损失多少，全凭我们商量，您心里也没底。现在契约写明，因我们苫盖不严造成的湿损，我们按损失部分市价的七成赔偿，白纸黑字，岂不比口头约定更稳妥？”
“王掌柜，关于这赔偿上限。您想，若价值万金的货物，让我们按全价赔偿，一次意外就可能让我们这小本经营关门大吉。届时，莫说赔偿，怕是连本金都拿不回。设定一个合理的上限，正是为了确保我们有长期为您服务、并且有能力支付赔偿的实力。这才是对您货物真正的负责。当然，您若实在不放心，可以购买我们推荐的运输险，保费不高，却可获得近乎全额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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