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万多元钱，被母亲小心翼翼地藏在米缸最深处，用干燥的米粒紧紧包裹着。家里气氛依旧压抑，余不扬自那晚后，几乎不与余庆母子说话，偶尔投来的眼神，混杂着恼怒、不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或许是挫败。余庆不再理会他，全部心神都系在那位五舅爷身上。
日子在焦灼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余庆帮着母亲干农活，心却早已飞到了山外。他反复咀嚼着那天酒席上五舅爷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试图从中解读出更多的信息。“书生相”、“话少了点”、“不错”……这些碎片化的评价，在他脑海里不断组合、拆解，时而让他充满希望，时而又让他坠入深渊。
他甚至开始模拟见到五舅爷时该说什么，怎么站，怎么递烟（虽然他没钱买好烟），怎么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渴望。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面试”。
终于，在奶奶回来后的第五天，消息传来了。奶奶拄着拐杖，悄悄来到余庆家，避开在院子里劈柴（把木头当作出气筒）的余不扬，对余庆和母亲低声道：“五叔那边……松口了。让你们明天晌午，去镇上的‘悦来茶馆’碰个头，他有点事要问问庆娃子。”
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机会来了！
悦来茶馆是镇上唯一一家像样的茶馆，平时多是些镇上的干部或有点头脸的人物光顾。第二天，母亲特意给余庆换上了一件半新的白衬衫，虽然洗得有些发黄，但纽扣扣得一丝不苟。她自己则还是那身蓝布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母子二人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茶馆门口，找了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等待。阳光有些刺眼，余庆的手心因为紧张而不断冒汗。
准时，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虽然是地方牌照，但那硬朗的线条依然醒目）停在茶馆门口。五舅爷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但身姿笔挺，步伐沉稳地走了下来，目光锐利地扫了一眼，便看到了角落里的母子俩。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微微颔首，率先走进了茶馆，找了个靠窗的雅座。
“坐。”五舅爷的声音不高，却自带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场。
母亲有些拘谨地坐下，双手紧紧攥着衣角。余庆则挺直腰板，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些，依言坐下，目光恭敬地看着五舅爷。
“喝茶自己倒。”五舅爷指了指桌上的茶壶，然后目光如炬地看向余庆，“余庆，你想跟我去部队？”
“是！五舅爷！”余庆回答得斩钉截铁，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颤，但眼神没有丝毫回避。
“为什么？”问题直截了当。
余庆深吸一口气，来之前他想了无数种回答，炫耀理想，或者诉苦。但此刻，他选择了最真实，也最可能打动对方的一种：“我想换个活法。家里情况不好，考大学的路断了，留在山里……我看不到出路。部队能锻炼人，我想去拼一把，给自己挣个前程！”
他没有过多渲染父亲的不是，也没有刻意卖惨，只是陈述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和他不甘于此的决心。
五舅爷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桌面，发出规律的笃笃声。他又问了几个问题：怕不怕吃苦？知不知道部队纪律严？有什么特长？（余庆老实回答：力气还行，能吃苦，没别的特长。）
问完，五舅爷沉默了片刻，目光转向一直紧张得不敢呼吸的母亲：“表姐，孩子有这个心，是好事。但话我得说在前头。”
母亲连忙点头：“五叔您说。”
“第一，部队不是享福的地方，掉皮掉肉是常事，甚至有危险。第二，我虽然是个小领导，但规矩不能破，进去了，一切得靠他自己，我不会给他任何特殊照顾，混成啥样，看他自己本事。第三，这一路上，直到安置下来，花销不小，这钱……”
“钱我们准备好了！”母亲急忙接口，从怀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小心翼翼地推到五舅爷面前，“这是一万二千块钱，五叔，您看够不够？不够我们再想办法！”她的声音带着恳求和孤注一掷的颤抖。
五舅爷看了一眼那牛皮纸包，没有立刻去碰，而是重新看向余庆，眼神深邃：“最后问你一次，真想好了？现在反悔，拿着这钱，还能做点小买卖，或者学门手艺。”
余庆没有丝毫犹豫，迎着他的目光，重重地点头：“想好了！五舅爷，我不反悔！再苦再累，我认！”
五舅爷盯着他看了足足有十秒钟，那目光仿佛能穿透皮肉，直抵灵魂。终于，他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的笑意，伸手拿过了那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随手掂了掂，塞进了夹克的内兜。
“行。三天后，早上六点，镇子东头路口，有车去省城。带上身份证，还有……换洗衣服别多带，部队有发放。”他站起身，语气恢复了之前的平淡，“准时到，过时不候。”
说完，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径直起身，大步离开了茶馆。吉普车发动，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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