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年谱卷二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四十三岁。
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在长沙督办街团事务，委派在籍的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负责编查保甲。他采用书信劝谕的方式，而不使用公文告示。同时，他还写信给各府州县的士绅，大致意思是：办团练最难的是筹集经费，应当选择合适的地方和人员来推行。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清查保甲，区分良民与歹徒，以铲除暴徒来安定良民。遇到匪徒，可秘密写信报告，他会立即设法抓捕惩处。这样既能减少公文往来的繁琐，又能确保案件必破。信中提到的“不要钱，不怕死”两句话，是曾国藩自勉的誓言，一时广为传颂。
十一日，张亮基启程赴湖北代理总督职务，江忠源随行。留在长沙的楚勇部队，由江忠济和刘长佑接管统领。
二十二日，耒阳、常宁两地报告有匪徒聚集在白沙堡，并侵扰到嘉禾县境。曾国藩调派刘长佑、李辅朝率领五百名楚勇，王錱率领三百名湘勇，于二十五日出发追剿。军队尚未抵达，常宁、耒阳的匪徒听闻风声便已溃散。此时恰逢衡山县草市一带土匪作乱，楚勇和湘勇便留在衡山，一战将其平定。
二月初三日，接到皇帝谕旨：“地方大员若能铲除奸恶，即可保护良民。着令代理总督、巡抚等认真查办，并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考察地方情形，筹划如何组织团练以加强防卫，务必妥善办理。钦此。”十二日，曾国藩上奏《严办土匪以靖地方》一折，奏称：“湖南会匪名目繁多，近年来地方官员一味掩饰纵容，致使其气焰嚣张。若不施以严刑峻法，实难遏制祸乱苗头。”
当时曾国藩在长沙城鱼塘口设立行辕，开设审案局，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畯负责审讯抓获的匪徒。一经审讯确认，便立即从严惩处，或持巡抚令旗就地正法，或当场杖毙。根据匪徒性质分为会匪、教匪、盗匪及普通地痞流氓等类别，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置。曾国藩主张采用严刑峻法铲除强暴，即使背负残忍严酷的骂名也在所不惜。这份奏折呈上后，皇帝朱批道：“剿办土匪必须从严，务求彻底根除。钦此。”
先前太平军进犯长沙时，朝廷调集各省官兵数万人防守。待太平军东下后，部分散兵游勇滞留湖南，或数十人、或上百人结伙，在附近乡村出没。他们遇到湘江上往来的商船，便以征用军需为名强行扣押，勒索钱财。商旅畏惧，水路商贸几乎停滞。曾国藩抓获三名强封民船的四川籍散兵，直接下令斩首，并将首级悬挂江边示众。自此游兵散勇销声匿迹，江面船只往来畅通无阻。
太平军攻占武昌、汉阳两城后，大肆劫掠民船数千艘，于正月初强掳壮丁妇女数十万人，驱赶登船顺长江东下。其水师旌旗遮天蔽日，沿江城镇相继失守。十一日攻陷九江府城，十七日占领安庆省城。二月初十日攻克江宁省城，将军祥厚、总督陆建瀛等官员殉国。太平军遂定都江宁，建立伪政权，修建宫殿，并分派林凤祥等部北上。二十一日攻占镇江府，二十三日夺取扬州府，均派兵驻守。向荣统率十余万清军追击至金陵时，城池已陷，只得在城外扎营。琦善则率领北方各路清军围攻扬州。至此形成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两大军事据点。
刘长佑等人平定衡山土匪后，残余匪徒逃窜至攸县境内，清军随即率兵追击围剿。此时安仁县又有土匪作乱，他们劫狱焚烧官府衙门。在籍候选知州张荣组率领数百名镇筸兵勇，与楚勇联合进剿，最终将其平定。
江忠源奉命前往湖北，不久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随后又奉调赴江南大营协助军务。江忠源致信曾国藩，提出当前剿匪之策必须联合江西、湖南、安徽各省，建造战船数百艘，调集福建、广东水师数千人，先肃清长江水域，而后才能收复武昌、汉阳、江宁三城。否则沿江各省将后患无穷。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构想，由此开始萌芽。此时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匪患严重，聚集党羽数千人。江忠源于三月初率兵回师湖南剿匪，曾国藩命江忠济率领所部楚勇从平江前往会剿。初五日，刘长佑率楚勇返回长沙，曾国藩也命其急赴崇阳、通城参与围剿。经过三次战斗，匪徒被彻底歼灭。江忠源于是率领全部楚勇东下江南。
省城招募的湘乡练勇千余人，署理巡抚潘铎提议裁撤遣返。曾国藩此前已调取其中三百余人，由王錱率领在衡州、永州等地剿匪。未被裁撤的练勇则坚持每日操练。当时塔齐布代理长沙营都司，其忠勇为一时之冠，但少有人知。曾国藩一见便大为赏识，委派他秘密缉捕数名大盗，均成功擒获。千总诸殿元率领的数百名辰勇，也经曾国藩提拔。曾国藩命塔齐布兼管辰勇，与湘勇一同操练。这支队伍胆略过人、武艺精湛，最终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三月，潘铎上奏称病请辞。骆秉章仍奉旨代理湖南巡抚，于四月十一日到任，上奏推荐塔齐布代理抚标中军参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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