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
文艺
一、《易经》包含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而朱熹（朱子）特别侧重“以卜筮者尚其占”这一句，似乎不够妥当。由此谈到古人解释经典时，往往断章取义，按照自己的理解揣测作者原意，未必完全符合经文本义。同治元年四月
二、阅读《经义述闻》时，对其中“弗过遇之，弗过防之”等字句的阐释深有体会。在本朝研究经学、文字学的学者中，我唯独推崇王念孙（王怀祖）先生父子的精当考据，因为他们对经文中虚词实词的微妙差异，都能细致入微地体察穷尽。咸丰十一年二月
三、准备批阅校勘王夫之（船山）的《周易内传》，发现王氏阐述义理的着作往往过于艰深晦涩而不够明朗透彻，这一点与他的《张子正蒙注》如出一辙。同治五年七月
四、今日研读《尚书》，发现蔡沈（蔡传）的注释多有疏漏，比如将“敷言”解释为“敷衍之言”这类错误，难免会招致汉学家的批评。咸丰二年六月
五、重温《尚书·召诰》篇，对古人用“周情孔思”四字形容文王、孔子之思，似有所领悟。咸丰十年十月
六、研读《尚书·无逸》篇，采用吴澄（吴文正公）的《书纂言》版本，似有所领悟。同治四年正月
七、研读《尚书·吕刑》篇，对其中的句法结构似有所领悟。咸丰九年九月
八、《尚书·吕刑》篇的行文风格与后世古文家最为接近，可惜不能完全通晓其中奥妙。咸丰十一年六月
九、我素来喜爱研读《尚书·吕刑》篇，却苦于不能完全理解其文意。如今阅读戴震的注解，发现有些解释深得我心。比如“制百姓于刑之中”、“天齐于民，俾我一日”以及“非从惟从”等句，他的解说都明白透彻，令人心折，我对此赞叹不已。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研读《尚书》中的《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欣喜地发现戴震的经学见解与我的看法多有契合，可惜他生前未能与之畅谈。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一、重温《尚书》中的《盘庚上》和《盘庚中》两篇，因戴钧衡（字存庄）同时采纳了宋元两代及本朝研究汉学的学者观点，其中多有令人满意的见解，故而乐于研读。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二、邵懿辰（字位西）认为《毛诗序》是孟子弟子万章等人所作。所谓“大序”与“小序”本不应强行分为两部分。这些序文的作用是记录诗篇次序，而非阐明章节主旨，就如同《史记》《汉书》《法言》等书的后序一般。这个见解新颖独到却颇有道理。咸丰十年八月
十三、阅读吴嘉宾（字子序）所着《诗经说》，其学问根基深厚，见解常能触及古人深意，只是引证材料略显不足，恐怕难以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咸丰八年十一月
十四、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研读《仪礼》，至今已粗略读完。晚年才研习此经，虽嫌为时已晚，终究胜过始终不加留意者。昔日张尔岐（字蒿庵）三十岁始读《仪礼》，至五十九岁方通晓此经，终成国朝屈指可数的大儒。我今年五十七岁，略通此经，总算增添了些许晚年所得。只是蒿庵之前，精研《仪礼》的名儒极少，能在荆棘丛生中独辟蹊径，实属不易。我生在经学昌明的本朝，研习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既有蒿庵的句读、张惠言（字皋文）的图解这些康庄大道，又有前辈指引扶持，研习起来自然容易多了。同治六年二月
十五、俞樾（字荫甫）所着《群经平议》第十四卷中，论述《考工记》所载世室、重屋、明堂的形制，对郑玄注多有辩驳，其见解精妙入微，甚至超越了戴震的《考工记图》。同治五年四月
十六、夜间又批阅王夫之《礼记章句》两条。我读此书本为校勘错字，以便修订后重新刊印。细查全书后发现，其中讨论经义的内容与校勘错讹的内容各占一半。这虽不符合校雠家的体例，但其中也略有可取之处。若在前些年安庆、金陵军务繁忙之时，反倒不能如此专注勤勉。如今军营事务清简，倒是老年稍感欣慰的境况；然而流寇猖獗却无制敌良策，加之体衰目昏、学问未成，又令人深感忧虑。同治五年十月
十七、读完桐城张承华（号蓉溪）所着《学庸臆解》三十四页。其主张《大学》应当采用古本而不必增补，对“传义”的解释应当遵从朱熹而非王阳明，这与我一贯的观点相符。书中亦多有独到见解。同治五年十月
十八、孟子所说的“善言德行”，当为后世理学各派的源头；“善为辞令”，当为后世文章各派的源头。孔子自谦不擅长辞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许。因为必须自身确实具备崇高品德和至善行为，才能讲述自己的心得。《论语》一书正是善言德行最杰出的典范，于是默诵其中《学而》、《为政》、《八佾》三篇。同治四年五月
十九、朱彬所着《经传考证》，其训诂考证方法与王引之（字伯申）先生相近，其中指出《尚书》中“大”字多为语助词的观点，则是前人未曾提出的创见。咸丰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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