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飞无翼，或坠于渊。
（可惜空有壮志却无羽翼，最终坠落深渊。）
渊则有底，愤则无已。
（深渊尚有底，而他的悲愤永无止境。）
万代千龄，哀此壮士！
（千秋万代之后，人们仍将哀悼这位壮士！）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咸丰九年三月，善化人孙芝房侍讲孙鼎臣写信到我在建昌的军营，寄来他所着的《刍论》，请我审阅修订。全书共二十五篇，其中论治国六篇，论盐政三篇，论漕运三篇，论货币两篇，论兵事三篇，通论唐代以来大政七篇，论明代赋税一篇。开篇追溯当今祸乱的根源，严厉批评近世汉学家以私心划分门户之见，言辞极为痛切。次年四月，又收到芝房来信，竟是病危告别的遗言，而芝房已于三月去世。我立即设灵位哭祭，并写信告知仁和人邵懿辰。于是写下这篇序言置于卷首，将书稿归还给他的遗孤。
古代学者并不刻意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只是研习礼制罢了。《周礼》这部经典，从规划都城疆域，到酒水买卖、巫卜占卦、修缮文书，乃至天象鸟兽，都设有专职官员管理，考察细致入微。我读杜预的《春秋释例》，感叹左丘明阐发凡例，孔子权衡万变，大抵都是依据周代的典章制度。
因此说“周礼尽在鲁国啊！”自从司马迁着《史记》，草率地将《礼书》与《封禅书》《平准书》并列。班固、范晔以下史家，沿袭此例而不加考辨。唐代杜佑编纂《通典》，其中论礼的内容占了大半，这才体现了先王经世致用的本意。宋代张载、朱熹进一步推崇阐发礼学。我大清受命于天，大儒辈出。顾炎武着书立说，以振兴礼教为己任。江永编纂《礼书纲目》，无论大小礼仪都详尽记载。
后来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将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等内容都汇集其中，旁征博引诸子百家，剖析入微。我私下十分推崇此书，只是觉得其中关于经济财政的内容稍显不足，曾想另编一部专门论述盐政、漕运、赋税等国家财政的着作，作为《五礼通考》的补充。这并非要自我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先圣制定的礼制本就包罗万象。可惜世事多变，着书立说不可草率，我还未来得及完成这项事业，就已经年老体衰了！
从前汉阳的刘传莹（字茮云）曾深入研究汉学，但厌恶其支离破碎的训诂考据，轻视宋代大儒的义理之学。他常对我说：“治学贵在反求本心，何必追求广博？至于修身齐家治国之事，则应当逐一详加考究以求其真。在书斋中验证的道理，才能推行于市井；独自体悟的学问，才能被众人信从。”他又说：“礼制不经考据便不明晰，学问不经心得便难成体系。”我深以为然，认为他是真正懂得治学之道的人。不久后，茮云便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安排后事，完全遵循古礼。我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又作《家传》一篇，略述汉学得失及主次之分，将文稿收藏在刘氏宗庙中。
君子的言论，平和则能促进和谐，偏激则易引发争端；言辞语气的轻重缓急，久而久之会影响社会风气，导致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不知收敛。从前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固然有其局限；但若断言其导致了晚明的祸乱，则未免失之偏颇。近来汉学之说，也并非没有弊端；但若认为其引发了太平天国之乱，同样过于武断。《刍论》所考究的各项大政方针，与顾炎武、江永、秦蕙田等人的主张相近。这几位学者，本就是汉学家们所尊奉的典范。
然而芝房在首篇文章中批评得过于严厉，这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辨，还是因为愤慨于某些德高望重之人曲解学问、迎合世俗，一时激愤而发呢？芝房志向远大且锐意进取，这点与茮云相同。他临终时寄信给我作最后告别，也与茮云相似。除《刍论》外，他另着有十卷诗、十一卷文、四卷《河防纪略》。其着作之丰与茮云不同，但博览群书而谨慎取舍的态度却相同。他对那些标榜汉学之人的厌恶也与茮云相同，只是表达方式略有差异。我在此略作辩驳，既是为了表明对亡友的道义，也为了说明这两位未能实现抱负的遗憾，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痛惜。
林君殉难碑记
唉！自从我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江苏一带，其间追随我战死沙场的将士不计其数。他们有的品行高洁，誓死追随，却壮志未酬便慷慨赴死，名声未能显扬于世。我虽深爱这些将士却无力保全他们，这尤其令人悲痛！
林源恩，字秀三，四川达州人。道光十七年考取拔贡生，二十三年在顺天府乡试中举。咸丰元年，被选任湖南平江县知县。咸丰二年，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等部围攻长沙。当年冬天，浏阳县匪徒作乱。次年春天，通城县匪徒又起事。这三个县都与平江县接壤。林君查办奸细、扼守要隘，如同防洪筑堤，使匪患丝毫不能蔓延。江忠烈公赞赏林君的才能，既保奏他以同知直隶州身份候补任用，又写信向同僚推荐，称赞林君具备统军作战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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