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次青 咸丰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义宁贼寇向西流窜，瑞州境内新昌县城已经失守。瑞州与袁州相距极近，安福贼军在攻占分宜后，两股逆匪合流本在预料之中。陆中丞调派耆观察前往省城之前，国藩曾去信陈情，言明饶州防务绝不可撤除。昨夜收到其回函，仍称待耆军抵达省城后即赴瑞州堵截剿匪，看来并未发札挽留耆公固守饶州。
今日又紧急致函省城，极力陈说应留耆公驻防饶州、调周将援救瑞州等情由，不知中丞是否采纳吾之建议。季高来信提及罗军初三大获全胜，军威重振，却不解罗山、霞仙为何至今未有捷报传来。各路探报皆称武汉贼军遭遇重挫，莫非李鹤人在襄河也立下战功？雪琴十月初四自衡州启程，不知何故迟迟未至，实在令人牵挂。
贵部驻守湖口，与地方士绅以捐输款项相维系，形成一种看似稳固的僵持局面，这终究不是正道。此举于大局无补，于江西省无益，即便对我军而言亦非长久之利。再过数月，想必阁下内心亦会感到有所亏欠而难以自安。此前曾当面叮嘱，其中分寸得失还需自行体察把握。
为将来调防预作准备，何不深思熟虑妥善筹划？七月间，我多次强调不必渡湖作战，新募兵勇难以即刻建功。胡、吴二位来到幕府请战，言辞极为坚决。后来我途经苏官渡时，二人亦无惭愧神色。唯独段莹器谈及此事时，深感愧疚耻辱。古人提倡明耻教战，阁下正应借此契机整顿哨队，严明纪律，激发士卒羞耻心，提振全军士气。切莫只是空言嘉奖，助长其骄浮之气。
与李次青 咸丰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兵勇常有进攻迅猛而退却溃散的弊病，罗山西征时曾特地提及此事。全仗营官哨官得力统率，方能侥幸避免疏失。大抵各处兵勇情形大致相同，进攻时争相向前，退却时四散混乱。若能有三五人稳住阵脚，便称得上劲旅。若连这三五人都没有，起初往往形成先胜后败的局面，此后便成屡战屡败之师。这正是衡量军队强弱的常态。
然而麾下平江勇与常态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军营的营官哨官，各自握有赏罚生杀之权。其部下士卒面对危难时，或因爱戴而追随，或因畏惧而服从。尊处大权却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全系于足下一人之身。哨官欲责罚某兵勇，唯恐不合尊意而不敢责罚；欲革除某兵勇，又恐不合尊意而不敢革除。营官欲撤换哨官既心存顾虑，欲处罚哨官亦颇多忌惮。
众兵士心目之中，只知有足下，却不知还有营官哨官。当初选录兵勇时，只收取平江籍人士，不任用其他籍贯者。这正如“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之势。营官哨官的权责过轻，无法各自施行其治军理念。到了危急关头，因爱戴而追随者或许有一二，但因畏惧而服从的，则绝无可能。其中关窍所在，还望足下静心体察并暗中疏导。赏罚之权，不妨交由哨官独立执掌；选录兵勇时，不妨兼收其他籍贯者。哨官若得胜任之人，此军必定可练成劲旅。总揽大权则难免有偏颇闭塞之弊，分权委任则能形成多重保障，恳请留意此中道理。
倘若胡应元确实是善战之才，便应当直接授予营官职务，不该再以资历门第来限制他。昔日卫青不过是人家奴仆，后来官至大将军封列侯，甚至娶了公主为妻。如今是什么时势？岂能再用寻常的规矩条框，来束缚这些杰出的豪杰之士？
致罗罗山 咸丰六年正月十三日
农历正月初九，收到您腊月十七日的来信与公文，一切情况均已了解。水陆两军连番告捷，看来收复武汉指日可待。新春伊始祥瑞纷呈，想必您已率军攻克黄鹤要地，捷报飞传至京师，功勋福祉不可限量，在此谨致诚挚庆贺。
江西方面军务，近来尚无好转迹象。周凤山部于腊月初四在樟树镇大获全胜之后，本应控制敌军留下的浮桥，连夜抢修，率军渡至西岸，速剿临江府城，本可趁胜一举攻克。却未能如此决策，反而沿河东岸北上，进剿距樟镇六十里外的新淦县城。
正月初十我军收复县城后，各种争议便接连涌现。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发来公文，请求周凤山部就近南下增援，以解吉安之围。而困守吉安城的按察使周玉衡、知府陈宗元等人，也火速致函向周副将求援。与此同时，新淦县李县令却呈请周军留守淦城，以防敌军窜扰抚州、建昌的通道。各方文书往来磋商，致使军事行动延误十余日。新任江西巡抚文俊大人虽批复指令周军从樟树镇继续进攻临江，却也未能坚定贯彻这一方略。
我因担心周副将对当地形势不够熟悉，作战方略不够明确，便派遣雪琴道员从南康火速赶赴临江，与周副将商议处理各项军务。待至正月初四，雪琴方才抵达樟树镇，然而陆军已在初一夜间遭遇挫败。原来周副将亲自驻守新淦时，分派辰州勇、常德勇八百人回防樟树镇，以护卫水师。贼军侦知此处兵力薄弱，遂调遣三四千人渡江进攻樟树镇，趁虚攻陷营垒，致使我军伤亡二百余人。幸而初三日周副将自新淦回师救援，中途与敌激战获胜，毙敌数百人，缴获大量军械马匹。初二日江西水师力战告捷，俘获多艘战船与火炮。初七日雪琴统领水师再传捷报，一举夺回浮桥与木排，军心士气得以重振。周副将亦于初五日率部回驻樟树镇，近日即可与雪琴合力进剿，稍可宽慰远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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