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年，正月初五，山东，东昌府。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浑浊的河水裹挟着大块残冰，缓缓向东蠕行。
河面上浮冰碰撞，发出闷雷般的轰响，那声音隔着数里都能听见，像是大地在冰层下痛苦的呻吟。
北岸是直隶，南岸是山东。
一道冰河，隔开了两个天下。
雪下了一夜，到清晨时分才勉强停歇。
山东军大营里，炊烟刚刚升起，稀稀拉拉的，在铅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有气无力。
伙头军开始准备早饭，铁锅里熬着杂粮粥，米少水多，热气混着焦糊味在寒冷的空气里飘散。
中军大帐的帘子被掀开。
周镇走出来，站在没过脚踝的雪地里，深深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
他四十出头的年纪，脸庞被北方的风沙磨砺得棱角分明，一双眼睛在晨光里亮得骇人。身上穿着深蓝色棉甲，外罩件半旧的羊皮袄——乍一看，和营中那些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校尉没什么两样。
但整个山东军都知道，这位军长打起仗来有多狠。
“老周！”
营门处传来脚步声，虎虎生风。
副军长田见秀大步走来，羊皮靴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他比周镇小几岁，陕西米脂人，原是李自成麾下的悍将，后来辗转投了林天。
两人搭档已经一年有余，一个狠，一个稳，倒是相得益彰。
田见秀走到近前，压低声音：“山西那边有消息了。”
周镇眼神一动，没说话，只是朝帐内偏了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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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转身回了中军大帐。
帐内生着炭火，铜盆里的木炭烧得正红，暖意扑面而来。亲兵端来两碗热粥，周镇接过来，也不怕烫，仰脖就是一大口。杂粮粥顺着喉咙滚下去，整个人才算真正醒过来。
“什么情况？”他问。
田见秀从怀里掏出一卷密报，羊皮纸已经磨得发毛：“咱们派出去的三批探子，回来两批。消息对得上，错不了。”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
“山西平阳、潞安两府，从去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清廷又征了三回粮。每亩加征三斗，说是‘辽东军用’。可您知道，山西那地方，这两年不是旱就是涝，田里根本收不上东西。百姓交不出粮，官府就抓人——男的顶粮，女的抵税。”
周镇放下粥碗，手指在粗糙的木桌面上敲了敲：“死人了？”
“死了。”田见秀喉结滚动，“光是平阳府，上个月就死了三百多人。有饿死的，有交不出粮被衙役当街打死的，还有全家老小一根绳子吊死在房梁上的。”
帐内安静下来，只有炭火噼啪作响。
窗外传来士卒操练的号子声，远远的，闷闷的，像隔着什么。
“规模呢？”周镇问。
“都不大，三五户，十来口。但星星点点，到处冒烟。”
田见秀展开密报，手指点着上面几行字，“探子说，夜里路过村子，能听见哭声。不是一家两家哭，是整村整庄地哭——小声哭，憋着哭，不敢让外人听见那种。”
周镇站起身，走到挂在帐壁上的地图前。
那是一幅手绘的北地形势图，山东、河南、山西、北直隶的山川城池标得密密麻麻。他的目光在黄河以北那片区域逡巡，最后停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交界一带。
“还有别的吗？”他问，眼睛没离开地图。
田见秀深吸一口气：“还有件事。清廷正月二十五要东征朝鲜，从山西、河南征调民夫五万，去辽东运粮草。告示十天前就贴出来了，各县都在抓人。”
“五万？”周镇猛地转身，“山西河南这几年人丁凋零，哪来五万青壮？”
“青壮不够，就抓半大孩子，五十多岁的老汉也算。”
田见秀声音发苦，“探子说，好些村子已经空了。要么逃进山里，要么被抓走，剩下的都是走不动路的老弱妇孺。有个村，全村二十三户，壮丁全被抓走，村里只剩女人和孩子。开春地怎么种？怕是要饿死一整村。”
周镇沉默地走回桌边，重新端起粥碗。
他没喝，只是盯着碗里稀薄的米汤，眼神越来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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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吓人，“你说，老百姓被逼到这份上，该不该反？”
田见秀一愣：“老周，你这是……”
“我要是那些百姓，”周镇打断他，一字一句地说，“横竖都是死，饿死是死，打死是死，运粮累死也是死——那我为什么不拼一把？杀一个鞑子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换了你，你反不反？”
田见秀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想起崇祯十五年，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的加饷文书还是一道接一道，爹交不出粮，被官府抓去，三天后就抬回来一具尸首——浑身是伤，十根手指的指甲全被拔了。
他一夜没睡，磨快了家里的柴刀。
天亮时，他提着刀出门，找到那个带人抓爹的里正，一刀捅进心窝。血溅了一脸，热的，腥的。然后他带着三个同乡上了山，吃树皮，啃草根，后来辗转投了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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