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 “吱呀” 响,像随时会散架。三楼的档案室没开灯,光线从高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长方的光斑,里面浮着无数尘埃,像被阳光惊动的星子。靠墙摆着十几个铁柜,柜门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
“就是这些了,” 老头指了指最里面的两个柜子,“1950 到 1955 年的都在这儿,自己翻吧。” 说完就背着手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慢慢消失。
铁柜里的档案用牛皮纸袋装着,袋口系着麻绳,上面落着厚厚的灰,一摸就是个手印。凌云抽出一个袋子,刚打开,就有几只小虫子飞了出来,吓得他往后退了一步。
“别怕,潮虫子,不咬人。” 李姐笑着拿出纸巾擦了擦手上的灰,“这地方常年没人来,潮得很。” 她翻开一个袋子,里面是些泛黄的纸,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这哪找得着?跟大海捞针似的。”
凌云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翻。档案袋上的标签大多磨掉了,只能凭着袋子里露出来的纸角猜测年份。他的指尖划过粗糙的牛皮纸,通心术像根细针,轻轻探进这些旧物里。没有鲜活的念头,只有股陈旧的气息 —— 像老樟木箱里的旧衣服,像墙角堆着的老报纸,带着时光的味道。
翻到第三十七个袋子时,他的指尖顿住了。这袋子比别的沉些,标签上的字迹虽模糊,却能看出 “槐树胡同” 几个字。他刚把袋子抽出来,通心术突然 “撞” 到一阵清晰的声音 —— 不是现在的,是隔着几十年的时光传来的,像老式收音机里的杂音:“…… 槐树胡同 17 号,张桂兰,房产证明编号 0578…… 对,就是这户,盖红印吧……”
“李姐,你看这个。” 凌云把袋子递给她,指尖因为用力,泛着白。
李姐接过袋子,手抖了一下。里面果然有张泛黄的地籍图,用毛笔标的街道和门牌号,“槐树胡同 17 号” 几个字旁边,画着个小小的房屋简笔画。图下面压着张手写的产权记录,墨迹虽淡,却能看清 “产权人:张桂兰”,末尾盖着个鲜红的印,“土地改革委员会” 六个字清晰可见,和张老太那张旧证明上的印一模一样。
“找到了!真找到了!” 李姐的声音都有些抖,她掏出手机对着档案拍了好几张,“小凌,你这眼睛是显微镜啊?这么多袋子,你怎么一眼就瞅着这个了?”
“运气好。” 凌云低头擦了擦手上的灰,指尖还残留着牛皮纸的粗糙感。他刚才 “听” 到的,其实是当年登记员盖印时心里的默念,那念头像颗钉子,牢牢钉在了这张纸上,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散。
管理员老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看着他们手里的档案,咂了咂嘴:“行啊你们,这档案堆了快二十年没人动,你们一来就找着了。”
“大爷,我们能复印一份吗?” 李姐问。
“去吧去吧,复印机在二楼,小心点,别弄破了。” 老头摆摆手,“现在的年轻人,能沉下心找这些旧东西的,不多了。”
复印完档案出来,阳光正好。老市委大院里的梧桐树落了满地叶子,踩上去沙沙响。李姐心情好,在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两串糖葫芦:“给,奖励你的。”
糖葫芦裹着晶莹的糖衣,阳光下闪着光。凌云咬了一口,山楂的酸混着糖的甜,在舌尖炸开,像把沉睡的味蕾叫醒了。“李姐,您以前常来这?”
“哪能啊,” 李姐边走边吃,“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着老科长来过一次,查个七十年代的户口迁移记录。那时候老科长就跟我说,干咱们这行,得有耐心,档案不会说话,但它记得比谁都清楚。” 她指着路边的老房子,“你看那栋楼,以前是市委办公室,我结婚的时候,就在对面的照相馆拍的婚纱照,三十块钱一套,贵得心疼。”
凌云听着她讲过去的事,觉得这凡尘的岁月,就像户籍本上的记录,一笔一划,都藏着温度。老科长的话,张婶的包子,李姐的糖葫芦,这些碎碎的片段,像拼图一样,慢慢拼出个他不熟悉,却并不排斥的世界。
回到户籍科时,已经快中午了。刚坐下,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就推门进来,手里的文件夹捏得紧紧的,指节都白了。“同志,麻烦您看看,我想把我父亲的户口迁过来,他在老家没人照顾,可村里说他早就‘死亡注销’了,这怎么可能?我上个月还给他寄了钱!”
男人三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熨得笔挺,却掩不住眼里的焦虑。他把文件夹里的材料一股脑倒在桌上:“这是我爸的身份证,这是我的户口本,这是村里开的证明…… 可派出所就是不给办,说系统里登记的是死亡。”
李姐拿起材料,一页页看:“陈先生,您看,这是你们村派出所 1998 年开的死亡证明,上面有公章,系统里确实登记了死亡注销。按规定,注销过的户口不能恢复,更没法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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