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太岁”——太岁是当年地支对应的神煞，比如2024甲辰年，辰就是太岁，对应的方位是东南，凡是和“辰”相冲的“戌”（西北方），就是“岁破”方位，这一年动土、搬家、开业都要避开东南和西北方，否则就是“冲犯太岁”，容易有意外、纠纷或阻碍。这不是迷信，而是因为太岁所在的方位，当年五行之气最旺，强行扰动会破坏气场平衡，就像在湍急的河流里逆行，自然容易出事。
《协纪辨方书》最可贵的地方，不是罗列了多少神煞，而是专门用两卷篇幅批驳民间无依据的伪神煞，强调“以五行生克为择吉核心”。比如民间流行的“斗首五行”，把壬子（本属水）说成土、甲卯（本属木）说成水，五行颠倒错乱，被书中斥为“谬论”——因为它脱离了河图洛书的根本规律，纯粹是术士为了骗钱捏造的。
还有民间合婚的“大利月”“孤辰寡宿”“胞胎相冲”等说法，也被书中批驳：夫妇之道是“人伦之始”，先秦典籍里从来没有用年月定吉凶的说法，把三年中某个月出生的人都说成“妨夫妨妻”，简直荒唐至极。《协纪辨方书》认为，合婚真正该看的是夫妻八字的五行生合——比如丈夫八字喜木，妻子八字木旺，就是相生；如果妻子八字金旺，克丈夫的木，就需要通过择日、风水来调和，而不是死板地看“大利月”。
这种“辨伪存真”的态度，正是道家“道法自然”的体现——真正的玄学智慧，不是故弄玄虚的花招，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性总结。就像道家修炼讲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一步一个脚印，择吉也一样，必须以五行生克为根本，不能被民间迷信带偏。
古代帝王自称“天子”，意为“天的儿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顺应天意，择吉更是重中之重——这不是为了个人吉凶，而是为了国运昌盛。《协纪辨方书》作为官修典籍，最初就是给帝王和朝廷用的，里面很多规则都来自历代帝王的实践。
比如建都城，必须先看风水、择吉日。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就是风水与择吉结合的典范：北京背靠燕山（玄武），左有太行山（青龙），右有军都山（白虎），前有永定河、潮白河（朱雀），正好符合风水“四象拱卫”的格局；同时，北京位于北方（水旺之地），明清两代帝王多属火命（比如朱元璋是丁火命），水火既济，五行平衡，这是河图洛书的应用；而紫禁城的开工日期，选的是春季（木旺）的黄道吉日——木主生长，寓意国运绵长，同时避开了太岁方位，确保工程顺利。
还有帝王登基、祭天等大典，择日更是严格。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择的是“青龙+明堂”双吉值日，且当天干支五行与大唐国运（土旺）相生；祭天选在冬至（水旺），因为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寓意皇权承天承运，生生不息——这正是《协纪辨方书》“顺时顺势”的核心思想。
反过来，违背择吉规律的帝王，往往会遭遇麻烦。比如三国时期的毋丘俭，给自己的墓地选了“玄武藏头，青龙无足”的凶局，又在“月破”之日下葬，风水师管辂预言他会“灭族”，两年后果然起兵失败，被诛三族。这个案例被载入《三国志》，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墓地的“四象格局”破坏了五行平衡（玄武属水，藏头则水气不聚；青龙属木，无足则木气不生），下葬日期又与太岁相冲，相当于“既逆地利，又逆天时”，自然难逃厄运。
对普通百姓来说，择吉和风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家族兴衰——古人认为，祖先的墓地（阴宅）和家人的住宅（阳宅）气场相连，影响后代的运势，这不是迷信，而是“天人感应”的体现：祖先墓地藏风聚气，五行平衡，后代就能得到天地之气的滋养；住宅气场紊乱，五行相克，家人就容易生病、遇灾。
宋代苏洵家族的崛起，就是阴宅风水的典型案例。苏洵的祖父去世后，风水师蒋山指点他，把墓地选在彭山县象耳山的“顶天穴”——这个穴位四山环抱、文笔秀峰，是“藏风聚气”的吉地，还特意用油灯验证：油灯放在穴位上，火苗稳定不晃，说明气场凝聚。下葬时，苏洵严格按照《协纪辨方书》的规则，选了“成日”（黄道吉日），且当天干支五行与苏家八字相生。后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成为“唐宋八大家”，家族文名传世，正应了“文笔秀峰”的风水格局，也印证了择吉的重要性。
还有北宋官员朱忠靖，去世后葬在妙喜山下，因为墓地离水太远（风水“得水为上”，水主财气、文气），风水师预言“科名难举”。他的儿子朱翌听从建议，把父亲墓迁到临溪之地，择“水旺”之日下葬——水生木，木主文运，二十多年后，朱翌的弟弟、儿子接连考中进士，家族科名显赫。这个案例完美契合了《协纪辨方书》“方位配合五行”的原则：东方属木，宜春季栽种；有水之地属财，宜葬先人催旺后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