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二月二龙抬头那日，杭州城还飘了一场薄雪，落在西湖边的柳梢上，像给那些刚冒头的鹅黄嫩芽敷了一层白粉。陈文强站在钱塘门外新租的宅子前，看着阴沉沉的天，心里盘算着一笔账：从京城运来的紫檀料子已经堆满了三个仓库，乐天那边接货接得手软，可这东西再好，总不能当饭吃——得赶紧变成银子才行。
巧芸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姜汤，见父亲眉头不展，便笑道：“阿爹又在愁什么？李大人不是说了嘛，开春后运河一通，南边的生意就能铺开了。”
“我不是愁这个。”陈文强接过姜汤喝了一口，辣得龇了龇牙，“我是琢磨着，光靠紫檀这一桩买卖，根基不稳。你想想，抄家来的东西，能有几回？曹家倒了，下一个是谁？咱们不能指着这个过一辈子。”
这话说得实在。巧芸心里也明白，陈家从京城搬到杭州，说是随李卫南下开拓市场，其实是把宝押在了一处——李卫在，陈家就在；李卫若有个闪失，以他们这点根基，在江南这潭深水里根本翻不起浪。
“那阿爹的意思是？”
“我跟你大哥商量过，想在农事上动动脑筋。”陈文强放下碗，压低声音，“你记不记得，那年咱们在山西，你大哥从一本旧书里翻出个图样，说是一种犁，比眼下的好使唤？”
巧芸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那是陈浩然从前带来的记忆——一本《天工开物》的复印件，里头有耕犁的图样。当时陈文强看过就算，没当回事，毕竟在山西那地方，地都不多，种田的讲究没那么大。可到了江南就不一样了，这里寸土寸金，一亩地的产出能养活一口人，农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收成。
“大哥留下的那张图，我记得。”巧芸点点头，“可那东西，咱们能造出来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陈文强站起来，拍了拍衣袍上的灰，“走，跟我去趟仁和县，找几个老佃户问问。”
仁和县在杭州城北，紧贴着大运河，是浙北有名的产粮区。陈文强带着巧芸和两个从山西跟来的老伙计，沿官道走了二十里，在塘栖镇附近找到了一片正在春耕的水田。
田埂上，几个老农正蹲着抽烟，看着田里一头老水牛拉着木犁，慢吞吞地往前走。扶犁的汉子光着脚，踩在没膝的泥水里，嘴里吆喝着，手里的犁却时不时被泥下的石块卡住，得停下来清理半天。
“这犁不好使？”陈文强走过去，递上一包烟叶。
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农接过烟叶，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眼睛亮了：“山西来的？这烟叶够劲儿。”
“老家带来的。”陈文强笑笑，蹲下身，“老伯，我打听个事，你们这犁，翻地能翻多深？”
老农伸出三根手指：“三寸。再深了，牛拉不动，犁也扛不住。”
三寸。陈文强心里盘算着，他记得浩然说过，后世的深耕能达到七八寸甚至一尺，土翻得深，庄稼的根才能扎下去，吸水吸肥的能力都不一样。三寸和七寸，产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我听说有种犁，能翻到七寸深，你们见过没有？”
几个老农互相看看，都摇头。其中一个年纪轻些的说：“听倒是听说过，湖州那边有的大户用过，叫什么‘千斤犁’，要三四头牛才拉得动。咱们这些小门小户，哪里养得起那么多牲口？”
陈文强心里有数了。他要找的不是那种笨重的大犁，而是轻便灵巧、一头牛就能拉动的深耕犁。浩然说过，这东西在清朝晚期才普及，叫“曲辕犁”，用的是铁辕，比木辕结实，而且犁箭可以调节深浅，转弯也灵活。
问题是，这东西他没亲眼见过，只有一个模糊的图样，真要造出来，得靠工匠摸索。
回到杭州，陈文强让巧芸把那几张图样重新画了一份，标注了尺寸，然后满城找铁匠。杭州城里的铁匠铺子不少，可一听要打犁，都摇头——他们只会打锄头、镰刀、菜刀，哪里见过这种复杂的东西？
找了五天，才在武林门外找到一家小铺子，掌柜的叫周大器，祖上三代打铁，年轻时在苏州学过造农具的手艺。他拿着图样看了半天，抬头问陈文强：“东家，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一个朋友画的。”陈文强含糊道，“能打吗？”
周大器挠挠头：“能打是能打，得先做模具，而且这铁辕的弯度有讲究，太直了犁头翘不起来，太弯了又吃不住力。得试。”
“试。”陈文强拍板，“要多少银子，你开口。”
周大器报了个数，不算太高，可也不低。陈文强眼睛都没眨就答应了，周大器反倒愣了一下，重新打量了他一眼，心里琢磨：这人要么是冤大头，要么是真想做大事。
试制犁具的日子，陈文强几乎天天泡在周大器的铺子里。他不懂打铁，可他懂管理——在后世当煤老板时，他见过无数工程师画图纸、工人干活，知道关键不在于自己会不会，而在于能不能让会的人把事情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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