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清明刚过，井冈山主峰的杜鹃就疯了似的开着，红得像要滴血。老巡山员刘大山背着半旧的水壶和干粮袋，沿着那条走了二十年的小路往深山里走。他的胶鞋踩在湿润的落叶上，发出吱呀的声响，像这座山的叹息。
那天雾特别浓，乳白色的雾气从山谷里涌上来，把整片杜鹃花海都包裹在一片朦胧里。刘大山走到“烈士坳”时，突然听见了一阵歌声，很轻，却异常清晰：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
刘大山愣住了。这调子他熟，《十送红军》，小时候他娘常哼。但在这深山老林里，除了他，哪来的人？他握紧手中的柴刀，循着声音拨开一丛开得正艳的杜鹃。
然后他看见了。
薄雾之中，一片空地上竟立着几间竹木搭成的简陋棚屋，屋顶覆着茅草。棚屋前，十几个穿着灰色破旧军装的人或坐或卧，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手臂吊在胸前。他们围成一圈，嘴唇轻动，那歌声正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
刘大山的手开始发抖。他认得这地方——这里本该是一片荒草地，只有几块散落的石头。二十年来，他从未见过任何建筑。
更诡异的是，那些人影是半透明的。透过他们的身体，刘大山能看到后面摇曳的杜鹃花枝。但他们的面容却异常清晰：消瘦的脸颊、深陷的眼窝、干裂的嘴唇，还有眼神里那种他只在老红军脸上见过的光。
“深山野鹿叫哀哀，树树梧桐叶落完……”
歌声继续飘来，刘大山感到脊背发凉。他想跑，双腿却像灌了铅。就在这时，人影中一个靠坐在树桩上的伤员突然转过头，目光直直地看向他藏身的花丛。
那是一张年轻得惊人的脸，顶多十八九岁，左额上一道狰狞的伤口还在渗着“血”——如果那团暗红色的虚影能叫血的话。年轻人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刘大山分明“听”见了一句话：
“同志，帮个忙。”
刘大山的心脏狂跳起来。他想起了山里流传了几十年的传说：阴雨天时，能听见红军医院的呻吟声；月圆之夜，能看到穿灰军装的人影在山路上走。他一直当那是老人唬小孩的故事。
“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歌声渐弱，那些人影开始变得模糊，仿佛随时会消散在雾里。但那个年轻伤员却抬起手指，指向棚屋后方一棵老松树。刘大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松树下有一块青石板，石板边缘长满了苔藓。
“药……都在下面……还没坏……”年轻伤员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里响起，断断续续，“白狗子来得突然……来不及带走……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刘大山心里一算，1947年，正是红军撤离井冈山的那一年。他的祖父就是那年牺牲的，被白军的子弹打穿了胸膛，死在离这里不到五里地的山道上。
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涌上来，压过了恐惧。刘大山深吸一口气，从花丛后走了出来。那些人影没有消失，反而似乎变得更清晰了些。他能看见他们绷带上的污渍，能闻到一股混合着血腥、草药和潮湿泥土的气味——这气味如此真实，让他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
“您是谁？”刘大山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年轻伤员咧开嘴，露出一个虚弱但真诚的笑：“红四军卫生连，王小柱。”他的目光在刘大山身上停留片刻，“你长得像一个人……刘满仓，你认识吗？”
刘大山如遭雷击。刘满仓正是他祖父的名字。
“他是我爷爷。”刘大山的声音哽咽了。
王小柱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眼神里有太多刘大山看不懂的东西——欣慰、怀念、遗憾，还有深不见底的疲惫。“满仓哥……”他喃喃道，“他说要回来取药的……到底没回来……”
雾更浓了，歌声已经完全停止。那些人影开始像烟一样消散，从边缘开始，一点点融入乳白色的雾气中。王小柱是最后一个消失的，消失前，他用尽力气指向那块青石板，嘴唇动了最后一下：
“告诉后人……我们在这儿等过……”
然后，什么都没了。棚屋、伤员、歌声，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被踩踏过的杜鹃花，和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草药味。
刘大山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山风吹散雾气，阳光重新照进山谷。他走到老松树下，蹲下身，用力掀开那块青石板。
石板下是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坑洞。刘大山一层层揭开已经脆化的油布，露出了里面的东西：几十个玻璃药瓶，虽然标签已经模糊，但液体依然澄清；几把外科手术器械，刀刃上涂着厚厚的凡士林，居然没有生锈；还有几捆绷带和纱布，整齐地码放在最下面。
最底下是一个铁皮盒子，刘大山颤抖着手打开，里面是一本已经发黄卷边的小册子——《红军卫生员手册》。扉页上，用毛笔写着几个稚嫩的字：红四军卫生连，王小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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