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正月初五，破五。靠山屯家家户户吃饺子，翠花坊歇业一天。三嫂刘翠花难得闲下来，盘腿坐在东屋炕沿边，陪婆婆看电视。上海牌十四寸，图像清晰，声音洪亮。春晚重播放到小品《相亲》，杨母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翠花，你瞅瞅人家这老太太，多精神。”
三嫂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娘，你比她还精神。”
杨母没接话，把笑容收了，靠在炕被上，眯着眼瞅天花板。“翠花，若菊那丫头，啥时候走？”
三嫂愣了一下。“娘，若菊不走了。她在省城上班了，离咱屯子近，能常回来看你。”
杨母摇摇头。“俺不是问她走不走。俺是想她了。”
三嫂把围裙边松开。“娘，俺打电话让她回来。”
杨母又摇摇头。“大过年的，别折腾孩子。”她顿了顿，“俺就是想看看她。她上回回来，俺没瞅清楚。”
三嫂没再说话，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搁在炕沿边，去合作社办公室打电话。若菊在省城上班，住单位宿舍，电话是走廊里的公共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有人接。
“若菊，你奶奶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三娘，俺明天就回去。”
三嫂把话筒攥紧。“中。”
正月初六，天没亮，若菊就坐上了从省城开往县城的班车。到县城时是中午，从县城到靠山屯的班车要下午才有，她等不及，在路边拦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听说她是回靠山屯看奶奶，二话不说让她上了车。驾驶室里挤，她坐在副驾驶，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闺女，你奶奶啥病？”司机问。
若菊摇摇头。“没病，就是想俺了。”
司机没再问，把车开得快了些。
到靠山屯时，天已经擦黑了。若菊跳下车，把帆布包背上肩，往家跑。屯子口的雪还没化，路滑，她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推开门时，杨母正靠在炕被上，眯着眼瞅天花板。
“奶，俺回来了。”
杨母愣了半天，浑浊的老眼慢慢转过来，落在若菊脸上。“若菊？”
“奶，是俺。”
杨母伸出手，颤巍巍的，够到若菊的脸，摸了摸。“瘦了。”
若菊蹲在炕沿边，把奶奶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奶，俺没瘦。”
杨母把她的脸摸了一遍，从额头到下巴。“俺孙女有出息了，俺死了也能闭眼了。”
若菊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奶，你别瞎说。”
杨母没再说话，把手收回去，靠在炕被上，眯着眼瞅天花板，嘴角弯着。
若菊在奶奶床前守了三天三夜。白天给奶奶喂饭、擦身、翻身，晚上趴在炕沿边眯一会儿，奶奶一有动静就醒。她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从北京带回来了，一直揣在怀里，没舍得给别人看。她把银牌掏出来，搁在奶奶枕头边。
“奶，你看，这是俺得的银牌。”
杨母把银牌攥进手心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洋铁片子，亮晶晶的。”她把银牌塞回若菊手里，“你留着，往后传给你闺女。”
若菊把银牌攥进手心里。“奶，俺还没对象呢。”
杨母笑了。“你长得不丑，还能找不着对象？你大姐、二姐、三姐都嫁了，就剩你了。”她顿了顿，“你四妹、五妹、六妹、七妹还小，不着急。”
若菊把银牌塞回怀里。“奶，俺不着急。”
杨母又笑了。“你不急，俺急。”
正月初九，杨母的精神好了些，能坐起来了。若菊扶着她靠在炕被上，给她梳头。杨母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梳子轻轻一划就掉好几根。若菊把掉的头发捡起来，团成一小团，塞进兜里。
“若菊，”杨母开口，“你老蔫爷爷走那年，你不在家。”
若菊把梳子放下。“奶，俺在省城念书。”
“你老蔫爷爷临走那几天，一直念叨你。”杨母顿了顿，“他说，若菊那孩子，眼神像你爹。”
若菊没说话，把梳子攥紧。
“你爹那眼神，看啥都准。”杨母眯着眼，望着天花板，“老蔫爷爷说，这孩子往后能成大事。”
若菊低下头。“奶，俺没成大事。”
“你得了银牌，全省头一个，还不是大事？”杨母把手伸过来，握住若菊的手，“你奶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可俺知道，能得银牌的孩子，了不起。”
若菊把奶奶的手握紧。“奶，俺记住了。”
正月初十，杨母又不好了。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杨振庄把县医院的医生请来，医生检查完，把他叫到外屋。
“老人年纪大了，各脏器都在衰退。”医生顿了顿，“准备后事吧。”
杨振庄没说话，把那根楸木鹰杆从墙边拿过来，搁在膝盖上。
若菊站在门口，把这些话全听见了。她把脸埋在掌心里，没哭出声。
正月十一，杨母回光返照，清醒了。她把杨振庄叫到跟前，拉着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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