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是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第一次听说那个地方的。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辈子在县文化馆工作，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背着画夹进山写生。他画了一辈子，没办过展，没卖过画，那些画就一卷一卷地堆在老房子的阁楼上，落满了灰。
母亲走得早，我是姑姑带大的。父亲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模糊的背景——他在家的时候永远坐在南窗下，面前支着画板，背影瘦得像一片插在椅子里的纸板。我和他之间的对话，一年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句。
他走得很突然。脑溢血，倒在文化馆的走廊里，手里还攥着一张刚裱好的画。
丧事办完后，姑姑让我去收拾老房子。那房子是八十年代文化馆分的家属楼，红砖外墙，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陈年的煤球味和酱油味。我推开父亲那间画室的门时，阳光正从南窗斜照进来，满屋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旋转，像无数微小的灵魂。
画室比记忆中更拥挤。四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画框、画布和成卷的宣纸，中间只留出一条窄得过道，勉强能侧身通过。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那些画大致理了一遍——大部分是山景，层层叠叠的绿色，偶尔有一角飞檐或半截石桥。父亲的笔触很沉，颜料上得厚，那些山看起来都不太像山，倒像是某种巨大的、正在呼吸的活物。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
它夹在一摞素描纸中间，信封上什么都没写。我打开来，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张便条。
照片是黑白的，边缘已经泛黄卷曲。画面里是一栋房子，建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周围全是密密匝匝的树。那房子从墙壁到屋顶，通体刷成一种很深的红色——不是喜庆的朱红，也不是沉稳的赭红，而是一种接近凝固的血迹的颜色，在黑白照片里呈现出令人不适的暗沉质感。房子有两层，二楼的窗户很小，像两只并排的眼睛。门前站着一个女人，穿深色衣裳，面目模糊，看不清五官。
便条上是父亲的笔迹，只有一行字：
“雾川，红房子，1976年8月15日。不要去。”
我翻过照片，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她在等我。”
那个“她”字下面，父亲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两道线。
我握着那张照片站了很久。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画室里的光线变得暧昧不清，那些堆在墙角的画框在昏暗中像一扇扇通向别处的窗户。我感到一种很奇怪的凉意，从脚底慢慢升上来，不是冷，是一种被注视的感觉——好像这间屋子里不止我一个人。
当天晚上我没有在老房子过夜。我把信封揣进外套口袋，锁好门，开车回了市区的公寓。路上我给姑姑打了个电话，问她知不知道父亲1976年在哪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问这个做什么？”姑姑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警惕。
“就是收拾东西看到一些旧照片。”我没提红房子的事。
“你爸那些东西，该扔的就扔了，别什么都留着。”姑姑的语气硬邦邦的，“1976年他下乡采风去了，具体哪儿我也不知道。那一年他回来以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以前他话少归少，但人是热的。那之后……”姑姑顿了顿，“算了，人都走了，说这些没意思。”
她挂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信封里的东西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照片上的红房子安静地站在四十多年前的某个山腰上，门前的女人像一截被定格的影子。我把照片翻过来，“她在等我”四个字在台灯下显得格外用力，那两道铅笔划痕几乎要把纸戳破。
“她”是谁？
父亲这辈子，除了母亲，我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别的女人。母亲在他生命里的存在感也极淡，好像只是完成了一项必要的任务——结婚、生子，然后早早退场。父亲从未在我面前提过母亲的名字，家里也没有任何母亲的照片。我对母亲的全部印象，来自于姑姑偶尔的只言片语：她是南方人，身体不好，生我时难产伤了元气，拖了几年就走了。
如果这就是全部的故事，那红房子门前的女人又是谁？
那个地名——“雾川”——我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我在手机地图上搜了一下，显示在省内的确有一个叫雾川的地方，不是县城，而是一个已经撤销的乡镇，现在并入了邻县的一个镇。地图上那一带是大片的绿色，等高线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是深山区。
我又搜了“雾川 红房子”，没有任何结果。
那一夜我没睡好。半梦半醒之间，我总觉得有人站在床边看着我。那目光很轻，像一层薄薄的雾气覆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几次挣扎着想睁开眼，身体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动弹不得。等我终于从那种状态里挣脱出来，卧室里空空荡荡，窗帘被风吹起一角，窗外的路灯光在地板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亮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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