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坐起身，发现外套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背上滑落到了地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口袋里滑出一截。我弯腰去捡的时候，指尖碰到照片的瞬间，一阵尖锐的凉意从指腹窜上来，像摸到了一块冰。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的字变了。
“她在等我”四个字还在，但在那行字下面，多了一行。
字迹很淡，像是用指甲轻轻划上去的，要凑到光下才能辨认。那是一种和父亲完全不同的笔迹，更细，更斜，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仓促感，像是一个人在被什么东西追赶时匆匆留下的。
那行字写的是：
“现在，也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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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山
我花了三天时间做决定。
这三天里，我把父亲所有的遗物翻了三遍。画稿、速写本、工作笔记、旧证件、粮票、几封泛黄的信——全部摊在客厅地板上，像某种疯癫的拼图。我在找任何与“雾川”或者“红房子”有关的线索。
找到的东西不多，但每一样都让事情变得更奇怪。
首先是那本1976年的速写本。黑色硬壳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大部分是风景速写——山、树、溪流、石头。笔触潦草而急促，和父亲后来那种沉郁厚重的风格完全不同。翻到大约三分之二的位置时，速写的内容忽然变了。
那一页画的是那栋红房子。
线条很用力，碳铅笔在纸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房子被画得比照片里更大，更近，几乎占满了整页。二楼的窗户被涂成了两个纯黑色的方块，浓重的碳色反复叠加，纸面都被磨得发亮。门前那个女人也在，但这次父亲画出了她的姿态——她微微侧着身子，一只手抬起来，似乎正在推门，又似乎正在招呼画外的人进去。
速写下面没有日期，只有一个潦草的签名和一个数字：“14”。
翻过这一页，后面连续七八页都是空白的。然后，在速写本的最后几页，父亲画了一连串的脸。
都是同一个女人。
每一张的角度、表情都不同。第一张她正对着画面，五官终于清晰了——鹅蛋脸，眉骨很高，眼睛细长，嘴唇薄而苍白。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近乎空洞，像一池没有波纹的水。第二张她微微低下头，眼睛却向上看着，瞳孔被涂得极黑极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第三张她侧过脸，露出一截很长的脖颈，脖子上有一道深色的痕迹，像是某种勒痕，又像是炭笔无意中划过的线条。
越往后翻，她的表情越不对。
第四张，她在笑。嘴是弯的，但眼睛里没有笑意。那种笑容像是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被硬套在脸上。第五张，她的嘴张开了，似乎正在说什么。父亲用很细的线条画出了她的牙齿——每一颗都很清晰，整整齐齐，像是被精心排列过的。
最后一张只有半张脸。从额头到鼻梁，再往下就没了，像是画到一半被人打断了。纸张的下半部分有一大片被水洇过的痕迹，已经发黄变硬，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合上速写本，手心里全是汗。
第二样东西，是一封信。
它被折叠得很小，塞在一本1975年版的《中国地图册》的封套夹层里。信封是那种老式的牛皮纸信封，正面写着“林远山收”——林远山是我父亲的名字。寄件人地址一栏只写了两个字：雾川。
信纸很薄，折痕处几乎要断裂了。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字，用蓝色墨水写成，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
“远山同志：
上次说的事，请你务必再来一趟。大家都很难，但有些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红房子里那件事，总要有个交代。
另：你上次落在房间里的画本，我替你收好了。来的时候记得拿走。
此致
敬礼
周素云
1976年10月4日”
周素云。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这个名字。
信的背面还有一行字，笔迹不同，潦草得多，像是匆匆添上去的：
“别再画她了。”
我把信和速写本放在一起，盯着它们看了很久。客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冰箱压缩机嗡嗡的运转声。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对面楼的灯火一格一格亮起来，像某种无声的信号。
父亲在1976年去了一个叫雾川的地方。他在那里遇到了一栋红房子，和房子里住着的一个女人——也许就是周素云，也许是别人。他画了她，一遍又一遍地画她。然后有人告诉他，别再画了。
然后他回来了，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他安安静静过了四十多年，画了一辈子山，再没画过人像。
然后他死了。
然后那张照片的背面多了一行字，说，现在也在等我。
我把脸埋进手心里，深吸了一口气。理智告诉我这一切有无数种合理的解释。照片背面的字可能是父亲很多年前自己写下的，只是我之前没注意到。速写本里的女人可能是父亲在采风途中遇到的某个当地村民，画肖像是画家的本能。那封信里提到的“红房子里那件事”，可能是任何事——邻里纠纷、财产分配、某个需要调解的矛盾。父亲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那个年代文化馆干部下乡调解民间事务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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