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解释都很合理。
但“合理”两个字在凌晨三点独自醒来、感到房间里不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毫无分量。
我决定去一趟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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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我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去省档案馆查1976年雾川的相关记录。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档案馆工作，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他把能调出来的资料都调了出来。东西不多。雾川在1976年是一个公社，下辖七个生产大队，人口大约三千多人。那一年的档案里，大部分是农业生产的报表、政治学习的记录、知青安置的花名册。翻遍了所有文件，没有任何关于“红房子”的记录，也没有叫“周素云”的人。
但有一份文件让我停了目光。
那是一份1977年3月的行政区划调整说明，雾川公社在那一年被撤销，并入相邻的石桥公社。这种调整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但这份文件的措辞有些特别。通常这类文件会详细说明调整的原因——比如精简机构、优化资源配置等等。但这一份只写了一句话：
“因雾川公社驻地发生重大变故，经研究决定撤销建制。”
“重大变故”四个字被反复看了很多遍。什么变故严重到要撤销一个公社？如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档案里没有任何相关的详细记录？
我在档案馆的阅览室里坐了一个下午，把1976年至1977年的本地报纸全部翻了一遍。没有任何关于雾川的报道，连一则简讯都没有。就好像那个地方从地图上被抹去的同时，也从所有人的记忆里被抹去了。
第二件事，我去找了姑姑。
这一次我没有在电话里说，直接去了她家。姑姑住在城南的一个老小区里，退休前是小学老师，一个人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我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半，她正在阳台上浇花，看见我来，没有很惊讶。
“就知道你还要来。”她放下喷壶，示意我进屋坐下，“茶还是白水？”
“白水就行。”
她端了两杯水过来，在我对面坐下。阳光从阳台的玻璃门外照进来，把她花白的头发染成淡金色。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在掂量该不该说。
“你爸那堆东西，翻出什么来了？”她先开了口。
我把照片放在茶几上，正面朝上。
姑姑低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那种变化很细微，但我看得很清楚——她的嘴唇抿了一下，眼角的肌肉抽动了一瞬。她没有伸手去拿照片，反而把身体往沙发靠背里缩了缩，好像那张照片本身带着某种不洁的东西。
“你从哪儿找到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爸的画室里。夹在一摞素描纸中间。”我说，“照片后面有字，爸写的，说1976年8月，雾川。”
姑姑沉默了很久。客厅里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动，咔嗒咔嗒，像某种耐心的、不知疲倦的敲击。
“那年他去了三个多月。”姑姑终于开口，目光落在茶几上，但没有聚焦在照片上，而是看着照片旁边的某个虚空点，“说是采风。走的时候是六月，回来的时候已经十月了。回来那天我去车站接他，他瘦得脱了相，两个眼眶凹进去，嘴唇干裂得全是血口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山里条件苦。”
她停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但他带回来的画，没有一张是山。”
“不是山？那是什么？”
“人像。”姑姑说，“全是同一个人。一个女人。”
我的后背一阵发麻。
“那些画呢？”
“烧了。”姑姑的语气忽然变得很硬，“我烧的。他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高烧烧了快一个礼拜，迷迷糊糊的时候一直在说胡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反复听到两个字——红房子。等他烧退了，我把那些画从画夹里抽出来，全烧了。他不知道，我也没告诉他。”
“他后来没找过那些画？”
“没有。烧退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比以前更沉默了。以前他只是话少，但那之后他连眼神都变了，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东西。他再也不画人了，只画山。一画就是一辈子。”
姑姑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是恐惧。
“孩子，那个地方你不要去。”
“为什么？”
“你爸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到死都没有真正走出来。”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觉得那是为什么？”
我把照片翻过来，露出背面那两行字。
姑姑看了，手一抖，杯子里的水洒出来几滴，落在茶几上。
“这……这第二行字……”
“不是我写的。也不是爸写的。”我说，“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姑姑把杯子放下，站起身走到阳台上，背对着我站了很久。天色正在变暗，她的背影嵌在暮色里，显得又瘦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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