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远山就带着两个副官和一队卫兵出了镇子。雪停了，但地上的冻土没化，踩上去硬得像铁板。他穿的那双旧皮靴底已经磨薄，走几步就打滑一次。他没吭声，只是把腰杆挺得更直了些，手按在驳壳枪的枪套上，五角星标志被晨风吹得微微颤动。
第一户人家住在村西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檐角挂着几串干辣椒，颜色早已褪成灰红。院门是用竹条编的，歪斜地支在两根木桩之间。陈远山站在门口，抬手示意队伍停下，自己摘下军帽，轻轻拍掉肩上的浮雪，然后推门进去。
院子里扫得干净，积雪堆在墙根，压着几片枯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蹲在灶台边烧水，听见响动回过头来，脸上的皱纹一下子绷紧了。她认得这身军装，也认得这个人——前些日子部队路过时，她儿子就在陈远山的连里当兵。她没站起来，只是把手里的火钳慢慢放下，声音哑得像是从井底捞出来的：“师长……您来了。”
陈远山没说话，先走到她跟前，弯下腰，蹲了下来，视线与她平齐。他看着她通红的眼睛，里面布满血丝，眼白泛黄，像是几天没合过眼。他说：“大娘，我来晚了。”
女人喉咙动了一下，没哭，也没问，只是低下头，手指抠着膝盖上的补丁。
“您儿子叫李长根，”陈远山说，“三排二班机枪手。那天守三号高地，弹药打光了，他拆了最后一箱子弹塞进枪膛，一直打到扳机卡死。他倒下的时候，右手还扣着扳机，左手攥着一节断了的弹链。”他顿了顿，“他是我阵地上最后一个停火的人。”
女人肩膀抖了一下。
“我们把他抬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沾着泥和血，可眼睛是睁着的，朝着咱们阵地的方向。”陈远山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过去，“这是抚恤金，三十块银元。还有米一袋，布半匹，是师部凑的。”
女人没接。
“我不稀罕钱。”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风刮过瓦片，“我儿子一条命，换你们三十块银元？值吗？”
陈远山没收回手，信封仍稳稳托着。“不值。”他说，“一条命，一万块银元也不值。可这是规矩，也是我能给的全部。您儿子不是白死的，他守住了那道坡，替后头一千多个弟兄争取了撤下来的时间。没有他，那一夜，整个右翼都得塌。”
女人抬起头，盯着他。
“我不是来跟您讲道理的。”陈远山声音低下去，“我是来告诉您，您儿子是个英雄。我不敢说全中国都知道他，但在我们师，没人敢忘了他。只要我在一天，他的名字就不会从花名册上划掉。每年清明，点名第一个念的，就是李长根。”
女人的眼泪终于落下来，砸在补丁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她接过信封，没看，直接放在灶台上。然后她起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尖还绣着个“根”字。“这是我给他做的，没赶上穿。”她说，“您要是不嫌弃，替我放他坟前吧。”
陈远山接过鞋，双手捧着，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朝身后招了招手。副官立刻上前，把米和布搬进屋，放在桌上。临走前，陈远山对着女人深深鞠了一躬，额头几乎触到膝盖。
走出院子时，几个村民站在巷口张望。有人认出他，低头让路；有人站着不动，眼神复杂。一个老头抱着孙子，孩子才三四岁，穿着破棉袄，手里捏着半截炮弹皮，在地上划拉。陈远山脚步顿了一下，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第二户人家在村东，是一间孤零零的独院，墙头塌了一角，门框上的漆剥得差不多了。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枝干扭曲，树皮皲裂。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他们进来，也没起身，只是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
陈远山走上前，立正，敬礼。
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从怀里掏出一顶旧军帽，帽徽还在，但已经发黑。他用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帽徽边缘，动作很慢，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您儿子叫王德柱，”陈远山说，“通信兵。那天传令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他把密令嚼碎吞了，自己引开敌人，最后中了七枪。”他停了停，“我们找到他时，他手里还攥着半截电线。”
老人没应声。
陈远山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枚铜质纪念章，正面刻着“忠烈”二字。“这是师部追授的英烈章，编号073。他的名字已经记入英烈册，每逢点名，必先呼其名。”
老人依旧沉默，只是手指停在了帽徽上。
陈远山看了看四周，见墙角有把扫帚，便走过去捡起来，走到院子中央，开始扫雪。积雪底下是冻住的泥块和碎石，扫起来费劲。他一下一下地扫，动作不快，但很稳。副官想上前帮忙，被他抬手制止。
扫到一半，老人忽然开口：“他走那天，穿的就是这身军装。我说，别去，家里就剩你一个了。他说，爹，我不去，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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