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理可讲，没有同情可诉。这里只有命令，和对抗命令的惩罚。目的简单而粗暴：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痛苦和恐惧，将这些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习惯、不同性格的个体，强行塞进同一个名为“军人”的模具，打上“服从”的烙印。
队列训练的间隙，是同样严苛的“内务”和“军容”训练。
新兵们被驱赶着回到那拥挤、杂乱、散发着汗臭和霉味的“宿舍”——实际上是腾空了的教室和临时搭建的棚屋。破烂的、散发着异味的稻草褥子和薄被，被要求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个人物品，哪怕只是一只破碗、一双草鞋、一块包东西的破布，也必须放在指定位置，摆成一条直线。地面必须清扫，不能有一根杂草，一片纸屑。
“内务要规整，拆了重新叠！”
“物品按规定摆放，不能随意放置！”
“绑腿重新打，要紧实规范！”
教官们咆哮着，穿梭在狭窄的过道里，随手掀翻不符合要求的“豆腐块”，踢飞摆放不齐的物件。新兵们手忙脚乱，在呵斥和鞭影中，艰难地学习着这些他们此前生命中或许从未在意过的“规矩”。
军容训练同样细致到近乎苛刻。如何将破烂的绑腿，打得既紧实又不至于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坏死——这是老兵用无数条冻伤、坏死甚至截肢的腿换来的经验。如何整理那身可能并不合体、打满补丁的“军装”，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个样子。如何佩戴那块刚刚下发、写着姓名和编号的粗布标识——这是他们在军队里唯一的“身份”，丢了它，可能连饭都领不到，甚至被当做逃兵。
“绑腿打不好，行军作战都会受影响，鬼子追上来，就会陷入危险！”
“衣服穿整齐，战场上才能减少暴露风险！”
“标识要妥善保管，这是你的身份凭证！”
教官的怒吼，总是和“死”联系在一起。这些琐碎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被反复强调为“保命的本事”。恐惧，是最原始也最有效的老师。
每天，会有固定的时间，新兵们被集中到稍微避风的地方，听识字的老兵或文书，用浓重口音、直白到粗俗的语言，讲解《国民革命军步兵操典》里那些核心的、关乎生死的条条框框。
讲课的老兵往往自己也认不全多少字，但那些用鲜血写就的规矩，他们刻骨铭心。
第一条，听见冲锋号，必须往前冲！临阵畏缩，军法处置！”
“第二条，长官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先执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第三条，不准私藏战利品，一切缴获要归公！违反者严惩不贷
“第四条，不准祸害老百姓！偷鸡摸狗，抢东西，祸害大姑娘小媳妇，要严守军纪，爱护百姓！”否则发现，严查。
“第五条，不准当逃兵！训练或战场脱逃，依法处置！”
一条条，一款款，没有大道理，没有主义口号，只有最直白、最血腥的后果。“杀”、“毙”、“砍”、“剁”这样的字眼，伴随着老兵唾沫横飞的讲述和凶狠的眼神，如同烧红的铁钎，烙进每个新兵颤抖的心里。他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为何而战，但他们已经无比清晰地知道，违反哪些规矩，会立刻死，而且死得很难看。
同时，也有简单的“赏”。“打仗勇猛，杀了鬼子，有赏！大洋！粮食！升官！”
“立功受伤，有抚恤！治好伤，还能接着干！”
“训练刻苦，表现好，能吃顿饱饭，或许还能早点摸到真枪！”
胡萝卜与大棒，恐惧与希望，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强行灌输给这些昨天还是农夫、学徒、小贩、学生的年轻人。重塑筋骨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在这座孤城、在这所特殊的熔炉里，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教官的鞭子，同侪的竞争，死亡的威胁，以及内心深处那一点点被激发出来的、不甘于像猪狗一样被屠宰的微末血性，共同驱动着他们，在痛苦和麻木中，一点点改变着自己的姿态、习惯，乃至眼神。
几天下来，虽然队列依然谈不上整齐，动作依然笨拙，内务依然潦草，但那种最初的、纯粹的茫然和散漫，确实在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绷紧的、带着惊惧和服从的僵硬，以及一种在鞭子和吼声中逐渐被磨砺出来的、带着狠劲的沉默。他们开始学会在哨声响起时立刻弹起，开始学会在教官目光扫过时挺直腰杆，开始学会在听到“杀”字时，心脏会不自觉地一紧。
基础的铁纪，正以这种残酷的方式，一点点浇筑进这些粗糙的模具。尽管粗糙，尽管充满了痛苦的嘶喊和泪汗，但模具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当最基本的队列和内务，勉强能把这群乌合之众框成一个能看、能动的“方块”后，更残酷、也更接近战争本质的训练，立刻接踵而至。时间，是这里最奢侈也最无情的东西。
武器教学，是在一片专门清理出来的、相对开阔的场地上进行的。地上用石灰歪歪扭扭地画出了几个区域。当新兵们被带到这里，看到那些摆在简陋木架和地面油布上的东西时，许多人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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