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四，雪停了。
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照在闸北棚户区坑洼的街道上，融化的雪水混着泥泞，踩上去噗嗤作响。许秀娥抱着孩子走出珍鸽家时，天刚蒙蒙亮。她怀里揣着那三十块大洋，沉甸甸的，像揣着一块炭，烫得心口发慌。
“直接去广慈医院，找昨天那位洋大夫。”珍鸽送她到巷口，又往她手里塞了个油纸包，“里面是几个烧饼，路上吃。看完大夫，下午再去那个地址。”
许秀娥点点头，想说谢谢，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只能深深鞠了一躬。怀里的孩子似乎感觉到母亲的激动，动了动，发出微弱的咳嗽声。
“快去吧。”珍鸽挥挥手，转身回了屋。
回到屋里，老蔫已经起身，正在灶间煮粥。番薯的甜香弥漫开来，灶膛里的火映红了他憨厚的脸。
“你说那地址，到底是谁家？”老蔫一边搅着锅一边问。
珍鸽在炕沿坐下，继续缝昨天那件小棉袄的扣子：“一个朋友。”
“你有这样的朋友？”老蔫有些惊讶。在他印象里，珍鸽几乎从不出门，除了偶尔去打牌，几乎不和什么人来往。
“牌桌上认识的。”珍鸽轻描淡写，“秦佩兰，花烟间的清倌人。”
老蔫手一顿，锅铲差点掉进锅里：“花、花烟间？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怎么了？”珍鸽抬起头，眼神平静，“人在世上，谁不是被命运推着走？秦佩兰有难处，许秀娥也有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老蔫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总是有理。”
粥煮好了，两人相对而坐，默默吃着。窗外的阳光渐渐亮起来，透过糊了旧报纸的窗棂，在土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老蔫，”珍鸽忽然开口，“如果有一天，我要做一件事，可能会得罪些人，可能会惹来麻烦，你会怪我吗？”
老蔫放下碗，认真地看着她：“得罪什么人？”
“有钱有势的人。”
老蔫沉默了一会儿，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碗沿：“你是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吗？”
“不是。”
“那就不怕。”老蔫说，“咱们穷归穷，但不能没良心。你要是觉得该做，就去做。真惹了麻烦，咱们一起担着。”
珍鸽看着他，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低头喝了一大口粥，热气氤氲中，眼眶有些发烫。
这个男人啊，永远是这样。话不多，理不糙，一颗心干干净净，像山涧里的泉水。
同一时间，广慈医院的走廊里，许秀娥正抱着孩子，焦急地等待。
洋大夫是个英国人，叫约翰逊，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一口生硬的中文。他检查完孩子，皱着眉头开了张单子：“肺炎，很严重。必须住院，用新药。”
“大夫，要多少钱？”许秀娥颤声问。
“先交五十块押金，后续治疗，大概还要一百块。”约翰逊大夫推了推眼镜，“如果没有钱……抱歉，医院有规定。”
许秀娥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一层层打开。三十块大洋，在晨光里闪着冷硬的光。
“我、我只有这些……能不能先让孩子住进来？剩下的钱，我一定尽快凑齐……”
约翰逊大夫看着她苍白憔悴的脸，又看看怀里病得奄奄一息的孩子，终于叹了口气：“先住进来吧。但三天之内，必须凑齐剩下的钱。”
许秀娥扑通一声跪下，额头磕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护士领着她们去了病房。那是间六人间的大病房，靠窗的床位空着。许秀娥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病床上，看着她青紫的小脸，眼泪又涌了上来。
护士给孩子打了针，挂上点滴瓶。冰凉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孩子的血管，许秀娥守在床边，握着孩子滚烫的小手，一刻也不敢松开。
中午时分，孩子的高烧终于退了些，呼吸也平稳了许多。许秀娥这才想起珍鸽的嘱咐，连忙从怀里掏出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福煦路183号，花烟间，三楼东厢房，秦佩兰。
花烟间。许秀娥手一抖。那种地方，她怎么会认识那里的人？
但想到珍鸽平静而笃定的眼神，她还是咬了咬牙，拜托隔壁床的病人家属帮忙照看一会儿孩子，自己出了医院。
福煦路在法租界，与闸北的破败截然不同。街道宽阔平整，两旁种着法国梧桐，虽然是冬天，光秃秃的枝桠也别有一番韵味。一栋栋西式洋楼掩映在树影后，偶尔有汽车鸣着喇叭驶过，车窗里能瞥见穿貂皮大衣的阔太太。
许秀娥穿着半旧的靛蓝夹袄，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显得格格不入。路人的目光扫过她，或轻蔑，或好奇，让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83号很快就到了。那是一栋三层红砖洋楼，门面不算特别豪华，但很雅致。白日里大门紧闭，门楣上挂着块匾额，刻着“花烟间”三个行书字，铁画银钩，颇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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