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刚进二月，北京城外的柳树就已抽了新芽。但工部值房里的气氛，却比腊月还要冷上三分。
小满盯着案几上那摞厚厚的文书，最上面一份用朱笔批着刺目的八个字：“苛政扰民，与民争利”。落款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儒，朝中清流领袖，也是“小满新政”最激烈的反对者。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正月刚过，顺天府尹递来一份紧急公文：京城东南的“铁匠胡同”连日浓烟蔽日，附近居民咳嗽不止，井水泛黄，已有三户人家举家搬迁。小满带人实地查看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不足百步长的胡同里，挤着十七家铁匠铺、八家染坊、五家烧陶窑。每户门前堆着煤块，屋里炉火昼夜不熄。黑烟从低矮的烟囱涌出，在胡同上方聚成灰蒙蒙的云。地面流淌着五颜六色的废水，空气里弥漫着硫磺和腐臭的混合气味。
最触目惊心的是胡同尽头那棵老槐树——本该吐绿的枝头光秃秃的，树皮剥落，像是被什么无形的手掐死了生机。
“这...这简直是在毒害人命。”助手阿福捂着口鼻，声音发闷。
小满走进一家铁匠铺。昏暗的屋内，炉火正旺，两个十四五岁的学徒正吃力地拉着风箱，满脸煤灰，眼睛被烟熏得通红。墙角堆着打好的农具，质量粗糙，刃口满是砂眼。
“一天能打几把锄头？”小满问。
掌柜的是个佝偻老汉，见来的是官老爷，忙不迭躬身：“回大人，若是顺当...能打五把。”
“用多少煤？”
“这...”老汉搓着手，“差不多...一筐吧。”
小满心里算了笔账。一筐煤值二十文，五把锄头卖一百文，除去铁料成本，利润不到三十文——而这三十文，是以污染整条胡同、损害学徒健康为代价的。
他接连走访了七八家作坊，情况大同小异：工艺落后、效率低下、污染严重。这些作坊主大多是祖传手艺，守着老法子不肯改，也不知怎么改。
回到工部，小满连夜写了一份《关于整顿京城手工业作坊的条陈》。核心就两条：一、制定《大明工坊环保暂行标准》，规定烟尘排放、废水处理的最低要求；二、对无法达标的作坊，予以关停或迁移至城外指定区域。
他自认为考虑周全：给了三个月的整改期，列出了可申请的改造补贴，甚至提出工部将派工匠指导安装简易水滤装置和烟道除尘设备。
但他低估了改革的阻力。
条陈递上去第五天，弹劾的奏折就像雪片般飞向通政司。
周延儒的奏折写得最诛心：“臣闻工部员外郎小满，本以奇技淫巧媚上，今更变本加厉，假‘环保’之名行敛财之实。所谓‘标准’，实为索贿门槛；所谓‘关停’，意在强占民产。此非仙师，实为奸商！”
“仙师变奸商”——这五个字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京城。
更麻烦的是，作坊主们被煽动起来了。二月初十，三百多名工匠、掌柜聚集在工部门前请愿，领头的是铁匠胡同行会会长，一个姓赵的老铁匠。
“青天大老爷！”赵老汉跪在工部门前，高举一份血书——真的是用血写的，“小民等世代以此为生，若关作坊，便是断了我等活路啊！”
小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大人，要不...暂缓推行？”阿福小心翼翼地问。
小满摇头。他走到窗前，望着工部院里那棵刚发芽的榆树。树上挂着他三个月前安装的“说话筒”，铁丝一路通往西苑。这几天嘉靖皇帝没再催问蒸汽机进展，恐怕也是在观望。
他想起前世那个世界，多少地方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等河水黑了、天空灰了、百姓病了，再想回头，代价是现在的百倍千倍。
“不能缓。”小满转身，“但方法得改。”
第二天，小满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请来京城最有名的十位大夫，到铁匠胡同免费义诊。结果触目惊心：三百余名常住居民中，患咳疾者过半，患眼疾者三成，还有七人确诊为“肺痨”——也就是肺结核。大夫们联名出具证词：“此地疫气郁结，久居必损寿数。”
第二，他算出经济账：十七家铁匠铺全年总利润不过五百两银子，而因此导致的医疗支出、房产贬值、居民搬迁等间接损失，超过两千两。“这是拿小利换大害。”他在奏折里写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不再提“关停”，而是提“升级”。
小满画了一套新的方案：在城外划出百亩“工坊区”，统一修建高烟囱、排水沟；工部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作坊搬迁并更新设备；同时开设“新式锻造培训班”，教工匠使用水力锤、改良炉灶，效率能提高三倍。
为了让作坊主们看得懂，他还让人做了个实物模型：一个带除尘装置的炼铁炉，旁边连着水车驱动的锤打设备。模型摆在工部门前，谁来都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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