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成发住院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一潭浑浊的死水，涟漪不大，却搅起了沉积已久的淤泥。
第二天一早，厂里就传遍了。办公室的人说亲眼看见救护车开进厂区，供销科的说万厂长脸色煞白被抬上担架，财务科的补充说送的是市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消息在传递中不断添油加醋，等到中午，已经演变成好几个版本——有人说万厂长是胃癌晚期，厂里瞒着不报；有人说他心脏病突发，差点没抢救过来；还有人说他是被上面叫去谈话，当场气晕的，根本不是什么住院。
更离奇的传言也开始冒头。有人说万厂长这一倒，上面肯定要派人来接管，新厂长已经在路上了，是个南方人，专门来收拾烂摊子的。也有人说压根不会派人来，这厂子要直接宣布破产，工人们等着拿安置费走人吧。还有人说万厂长是被那批出口货急出病的，那货要是回不来，厂里欠银行的贷款就要爆雷，到时候机器都得拉去抵债。
传言在车间里流传，在食堂里发酵，在澡堂子的蒸汽里膨胀。三车间的李大姐端着饭盒跟人说：“我早就说这厂长干不长，东北人实诚是实诚，可这厂子的事，实诚管什么用？得有关系，得有钱，得有人！”五车间的老周嗤之以鼻：“管他谁当厂长，反正工资发不出来，天王老子来也白搭。”年轻点的工人聚在一起，有人压低声音商量着去南方闯闯，有人犹豫着要不要找门路调走，更多人只是沉默地扒饭，眼神空洞。
下午，八号车间的史明辉到设备科来找慕宏升，说是商量设备检修的事，可话里话外都在打探万厂长的真实情况。慕宏升没接他的茬，只是把那份缩水后的技改方案摊开，一项一项指着说哪些能做，哪些还得等。史明辉听得心不在焉，临走时丢下一句：“慕工，你抓紧弄，趁现在还能弄。要是厂里真乱了，再好的方案也没人看了。”
慕宏升看着他的背影，没吭声。他知道史明辉的意思——万厂长这一倒，厂里没了主心骨，什么事都可能停下来。可越是这样，他越觉得手里这份方案不能停。哪怕只是做些小修小补，至少能让机器转着，让工人们有事干，让这厂子还像活着的样子。
消息传到医院时，已经是傍晚。
万成发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扎着输液针，脸色灰败得跟病房的墙壁一个颜色。医生说是急性胃出血，加上长期劳累、精神紧张，需要住院静养至少一周，不能再操劳，不能再受刺激，否则后果自负。
“一周？”万成发听完，第一反应是摇头，“不行，厂里那么多事，一周哪等得起？”
陪床的王秘书急得团团转：“厂长，您这身子真不能再硬撑了。医生说了，您这胃都快穿孔了，再不注意……”
“我知道。”万成发打断他，目光落向窗外。病房在三楼，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云，只是均匀地灰着，像一大块洗旧了的棉布。
他问：“厂里这两天怎么样？”
王秘书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说了。传言的种种，人心的浮动，车间里开开停停的机器，仓库里积压的棉布，还有那批依然卡在海关的货——金田那边又来电话了，说对方态度越来越硬，再拖下去，要么被退回，要么被销毁，总之得尽快拿主意。
万成发听完，沉默了很久。输液管里药水一滴滴落着，那细微的声响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来时站在厂门口，看着那几根大烟囱冒烟的样子。那时候他想，这厂子有基础，有人，有设备，只要路子对，总能活过来。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给我拨金田的电话。”他说。
王秘书吓了一跳：“厂长，您现在……”
“拨。”万成发的声音不大，但语气不容置疑。
电话接通后，万成发听着金田在那头絮絮叨叨地汇报最新情况——对方提出可以“协商解决”，但需要“配合工作”，说白了就是得花钱。多少钱？对方没明说，但金田估摸着，少说也得这个数。他说了一个数字，万成发心里一沉，那相当于厂里一个月的工资总额。
“老万，”金田换了称呼，语气里透着无奈，“我跟你说实话，这事现在不是咱们有理没理的问题。货在人家手里，规矩是人家定的，咱们要么认栽，要么认罚。你要是能拿出这笔钱，我去谈，争取把货弄出来。要是拿不出来……趁早认亏，就当交学费了。”
交学费。万成发在心里苦笑。这学费，厂里交得起吗？那批货值几十万，是厂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产能，是几个车间加班加点赶出来的。要是回不来，损失的不仅是钱，更是好不容易打开的一点出口路子。金田说“新的业务方向”，可这方向还没走通，就撞上了南墙。
挂了电话，万成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权衡。钱从哪里来？抵押贷款还在走流程，远水救不了近火。银行那边已经贷不出新钱，三角债那边收不回来，账面上的资金连下个月工资都悬。真要拿出这笔“协调费”，就只能从其他地方抠——原料款？设备维修？还是拖欠的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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