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背后有座山，叫“童棺岭”。名字听着就瘆人，但村里老人说，是因为山形像一具放倒的棺材，又总在雾气里显得朦朦胧胧，像盖着纱，才得了这么个名。山不高，林子却密，尤其半山腰往上，老树遮天，藤蔓缠结，大白天进去都觉得阴森。
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未满十二岁的孩子，绝对不许上童棺岭。问为什么，大人们就板起脸，呵斥一句：“小孩子家问那么多！那山里有‘’，专抓小孩的魂！”
“”是啥？没人说得清。有老人含糊地提过，说是早年山里冤死的童子，怨气不散，成了气候，专找活着的孩子做替身。也有更玄乎的说法，说那山里埋着什么东西，靠吸食童男童女的“先天之气”维持着，每隔一些年头，就得“进补”。
我小时候胆子小，被这说法吓得够呛，别说上山，连靠近山脚那片乱石滩都觉得后背发凉。村里其他孩子也都差不多，童棺岭成了我们默认的禁地，玩耍打闹都远远避开那个方向。
打破这平静的，是我九岁那年夏天。
那年雨水特别多，童棺岭上方的天空，好像总是比其他地方更阴沉一些。接连几场暴雨过后，村里开始出怪事。
先是村东头李寡妇家的独苗，六岁的栓子，夜里发高烧，说明话，指着黑漆漆的窗户喊：“红衣姐姐……拉我手……上山玩……”请了郎中，灌了药，烧是退了，人却变得痴痴呆呆，整天蜷在墙角，眼神直勾勾的，叫他名字半天才有反应，嘴里时不时嘟囔着“红衣服……凉……”。
接着是村西头孙铁匠家五岁的小闺女，半夜惊叫着醒来，说梦见自己在一座黑乎乎的山上走，四周都是雾，脚底下软绵绵的，像踩着棉花，怎么也走不到头，还有个声音一直叫她名字，让她“快点来”。小姑娘吓得不轻，连着几天夜里做同样的梦，眼窝都青了。
短短半个月，村里接连有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出现了类似症状：要么是高烧噩梦，要么是白日惊厥，要么就像栓子那样变得呆傻。症状轻重不一，但都透着邪性。
村里人心惶惶。老人们聚在一起，脸色凝重地低语：“怕是‘’又动了……收‘童粮’了……”
“童粮”？这个词让我不寒而栗。
我爹是村里的木匠，平时话不多。那几天，他眉头拧成了疙瘩，收工回家就坐在门槛上，望着童棺岭的方向抽烟袋，一抽就是半天。我娘偷偷抹眼泪，把我搂得紧紧的，晚上睡觉都不让我离开她视线。
终于，村里几个主事的老人坐不住了，请来了住在镇子最西头破庙里的“黄瞎子”。黄瞎子其实不瞎，只是眼睛常年害病，见风流泪，眯缝着看人，据说能通阴阳，懂些驱邪的法子。
黄瞎子来村里转了一圈，特别去看了那几个出事的孩子家，又在童棺岭山脚下站了很久，捡了几块石头闻了闻，最后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对围着的人说：“是‘’没错了。山里的‘东西’饿了，在‘招魂’。这几个娃娃魂弱，被它勾着了。得做法事，把这‘煞气’暂时封回去，再给孩子们‘叫叫魂’。”
“能彻底治好吗？”有家长急切地问。
黄瞎子摇摇头，眯缝的眼缝里看不出神色：“治标不治本。那‘东西’在山里年头久了，根深蒂固。这次封住了，过些年，等它‘饿’了，或者村里再有‘合适’的娃娃，怕是还要闹。除非……”
“除非啥？”
“除非能找到它的‘根’，破了它的‘局’。可那‘根’在哪儿，怎么破，我也不知道。搞不好，得用人命去填。”黄瞎子说完，不再多言，自顾自地准备起做法事的东西。
法事是在山脚下那片乱石滩举行的。黄瞎子摆了香案，用了不少黄符、朱砂、黑狗血，折腾了大半天，又是跳又是念，最后烧了一大堆纸扎的小人小马。说来也怪，法事过后，那几个孩子的症状真的慢慢减轻了，栓子眼神活泛了些，孙铁匠的闺女夜里也不怎么惊梦了。
村里人松了口气，对黄瞎子千恩万谢。但笼罩在村子上空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大人们看自家孩子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忧虑和警惕。童棺岭，在我们心里变得更加神秘和可怕。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随着时间流逝，恐惧也会慢慢淡去。
我错了。
平静只维持了三年。我十二岁那年冬天，村里又出事了。
这次不是孩子生病，而是——丢孩子。
丢的是村南头张篾匠家七岁的儿子，小名泥鳅。泥鳅活泼好动，那天下午跟着几个稍大的孩子在村口玩，天擦黑时，其他孩子都回家了，泥鳅却不见了。张家找遍了村子周围，最后在通往童棺岭方向的小路上，发现了泥鳅一只掉落的、沾着湿泥的布鞋。
童棺岭！
这三个字像冰锥一样刺进所有人的心里。三年前的恐惧瞬间复苏，而且更加浓烈——这次不是“勾魂”，是直接“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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