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亭的手心开始出汗。周怀安把那张纸推到他面前，说：“你爸在这里干的时候，经手了很多单子。他替那些死了的人把没做完的事一件一件地做完了。后来他走了，他手上那些没做完的单子，就一直空着。”
江亭问周怀安他爸手上还剩下多少单子。周怀安说，不多，可都是些棘手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名字，是你爸走之前留给我的。他说，等他儿子长大了，让他来看看。”
江亭在周怀安对面坐了很久。煤油灯的光在桌面上跳动，把那张泛黄的照片照得忽明忽暗，照片上父亲的笑容，和他自己笑起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他终于开口了：“那我现在能开始吗？”周怀安看了他很久，然后站起来，从八仙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本封面泛黄的簿子，摊开在桌面上。每一页都写着一个名字，名字后面跟着几行字，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已经被划掉了，有的还留着。周怀安翻到中间某一页，指着一行字：“这单，你接不接？”江亭低头看那行字——“张福贵，男，柳溪村人，生前与人合开一间豆腐作坊，欠合伙人李秀兰钱款三百元未还。死后魂困于村口老井内，已三年。”
周怀安看了看他：“三百块，不多。可这钱不还，张福贵的魂就出不了那口井。”
江亭跟着周怀安走出了那间老屋。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照得村道灰白。他们沿着那条灰白色的土路走了一会儿，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巷子尽头停了下来。周怀安指了指路边一口老井，井沿的石板被磨得发亮，井口盖着一块厚厚的木板。周怀安说：“他就困在这里面。”他走过去蹲下来，把手放在井沿上，低头看着那块盖着井口的木板。木板底下，一个人已经在黑暗中待了三年了。井水很浅了，他站着，水漫到他的脚踝。他就在那里站着。
江亭的掌心贴在井沿上，没有感到寒意。他感觉到一种极轻极细的搏动，像有什么东西在很深的水下缓慢地呼吸。他觉得井底有声音传上来，很轻，很细，像一个人在远处咳嗽。他站了一会儿，问周怀安：“我能把那张单子接了吗？”周怀安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递给江亭。江亭在那张“投保与理赔书”的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墨水在纸纹里洇开。周怀安把那张纸接过去看了一眼，折好放回了铁皮盒子里。
那年秋天，江亭在柳溪村住了下来。他没有回省城，把那张旧照片压在床头柜的玻璃板底下，每天早晚看一眼。他每天按照周怀安交给他的簿子，挨家挨户地去走那些“未完成的单子”。有时候是替人送一笔钱，有时候是替人传一句话，有时候只是替人去坟前烧一炷香、放一束花。那些单子都不难，只是琐碎。他做完一件，就在簿子上划掉一行。
那些单子做完以后，他会在簿子上划掉那一行。划掉的行数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别人完成遗愿，还是在这些被遗忘的契约中，替自己慢慢找回一些东西。
入冬以后，那张簿子上只剩最后一单了。名字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是“江福生”。他的父亲。备注那一栏写着：“欠江亭一句‘对不起’。”这张单子上，没有写还需要他替谁还钱、替谁传话、替谁上坟。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他翻遍了那张纸的正反面，没有其他的字，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没有盖章，什么都没有。可他认得那行字。那是他父亲的笔迹。不是周怀安写的，是他父亲自己写的。他在这张保单上，把自己也写成了需要被替的亡魂，等着他儿子来签收。
江亭在那间老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张纸他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一遍一遍地摸着那些笔画的走向，最后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那支周怀安给他的钢笔，在那张单子的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纸面在他的笔尖下发出细微的声响。他合上那本簿子，把它放在柜子最上层，和铁皮盒子并排放着。那支钢笔被插回了笔筒里，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八仙桌底下，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黑了。他没有点灯，就那样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在柳溪村住了将近一年，把那本簿子上所有的单子都做完了。那支钢笔他用得越来越顺手，握笔的姿势和他父亲几乎一模一样。他有时候在灯下低头写字，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纸上的时候，会恍惚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影子，是另一个人的，坐在那张八仙桌前面，在煤油灯下慢慢地、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他最后一次坐在那张八仙桌前面，周怀安站在旁边，把那只铁皮盒子推到他面前：“这里面的东西，该你收着了。”
江亭打开盒子，里面是那支钢笔、那张“投保与理赔书”、那张泛黄的旧照片，还有一摞泛黄的纸，是他父亲经手过的单子。他把盒子盖上，抱在怀里，站起来。周怀安在门框边站了一会儿，说：“柜子里的档案，你可以留着，也可以烧掉。你自己决定。”江亭抱着那只铁皮盒子，站在门槛上，回头看了一眼这间灰砖老屋，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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