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芝南是在接手那间铺子的第七天，才第一次注意到那台收音机有什么不对。
铺子在老街中段，夹在一家已经关门的文具店和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铺之间，门脸窄窄的，橱窗玻璃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电器维修”四个字。招牌上的漆已经褪了大半，只能勉强辨认出“永发电器维修”几个字。他舅公年前走了，没有儿女，把这间铺子留给了他。姜芝南在省城做软件测试，干了六年，存了一些钱，本来打算再干几年就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可舅公的遗嘱上写着他的名字，他想了很久，还是辞了职，买了一张回老家的车票，把铺子重新开了起来。
他记得舅公最后一次和他通电话是去年秋天。舅公的声音比平时哑一些，说铺子里的旧电器太多了，有些放了十几年都没人取，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姜芝南当时在加班，匆匆说了几句就挂了，没有追问那些旧电器是什么，也没有问舅公为什么觉得它们需要被处理。他后来想起那通电话的时候，觉得舅公可能是在用一种缓慢的方式告诉他什么，但他那时候没有听懂。
电器维修的活不算多，来修的大多是附近的老街坊，电饭煲不通电了，电磁炉不加热了，电视屏幕花了。他把那些旧电器拆开检查，找到故障的零件，换上新的，装回去，试机，修好了就通知人来取。他慢慢习惯了铺子里的气味，混着锡焊的松香、陈年灰尘和金属氧化后的涩味。他习惯了那些旧电器被拆开后露出的内部结构，那些布满灰尘的电路板、那些已经变形的电容、那些被焊锡覆盖的接点，像是被时间反复修改过的旧句子，等待着他把那些被断裂的笔画重新接上。他习惯了深夜独自坐在工作台前，在台灯的光线下把那些旧零件一一拆下来，用万用表检测，用烙铁重新焊接。那些重复的动作让他感到平静，像是一种不需要言语的交流，从手传递到机器，又从机器的沉默传递回他的指尖。
直到他打开那台收音机。那是一个傍晚送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抱着它走进来，说收音机是家里老人留下的，最近忽然不响了，想修好它。收音机很旧，是那种老式的木壳机，面板上的漆已经磨花了。两个旋钮，一个调台一个调音量，面板上有一排老式的数字刻度，字迹已经模糊了，像是被反复擦拭过很多遍。姜芝南接过收音机的时候，在木壳的背面摸到了一处凹凸不平的痕迹。他侧过来看，是刻着的几个字母和数字，笔画很浅，像是很多年前有人用刀尖在上面刻的。他认出了那一行字——“姜福来，1993年”。他愣了一下，姜福来是他舅公的名字。这台收音机是舅公修过的，用刀尖在木壳背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年份，像是在完成一件作品之后签上了名字，等着它再次回到铺子里。
他拆开后盖，电路板上的焊点有几处已经开裂了，电容鼓包了，换掉应该就能正常工作。可当他重新装好外壳，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收音机发出了一阵持续的噪音，像是没有调准频道的白噪音。他旋转调台旋钮，噪音没有变化，像是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上持续地响着。他调整了一下天线位置，噪音忽然消失了，收音机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像是人声的响动，不是广播节目，更像是有人在很近的地方低声说了一句话。他愣了一下，把音量调大了一些，那个声音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那种正常的、没有内容的白噪音。
那天晚上，他关掉铺子的灯，在工作台前坐了很久。他在黑暗中没有动，像一台正在确认自己是否仍然在正确频率上的旧收音机，等着某个他无法辨认的信号重新出现，好用它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后来几天又陆续有人送来几件旧电器。一台老式电风扇，底座是铸铁的，扇叶已经发黄了，转起来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缓慢的、有节奏的嘎吱声。一台录像机，外壳有磕碰的痕迹，磁带仓的盖子已经松了，需要用胶带固定住才能关上。他开始注意到那些旧电器在修好之后会发出一些他无法解释的声音——不是正常运转的噪音，是那种夹杂在噪音底下的、像是人声的片段。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只是一个字，有时候只是一声叹息。那些声音很短，像是被人从一段完整的对话中截取出来，塞进那些金属和塑料的壳子里，等着某个人在修好它们之后按下播放键，重新听一遍。他在深夜独自修理的时候，会听见那些声音从已经被修好的电器里传出来，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那些金属和塑料的壳子里缓慢地回放着，等着他放下烙铁，把耳朵凑近，去辨认那些残存的音节。
他决定不再深究这件事，把那些已经修好的电器封进纸箱里，堆在铺子后面的杂物间里，不再去拆它们。可那些声音没有消失，它们会在他深夜闭店之后，从那些纸箱里渗出来，穿过那扇隔墙，沿着走廊传到他的耳朵里，像是很多人在同时低声说着不同的话。他试着用耳塞堵住耳朵，声音还在；他用被子蒙住头，声音还在。他从床上坐起来，赤脚走进杂物间，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摸到最近的那只纸箱，拆开封口，把里面的电器一件一件地取出来，放在地板上。那些电器安静地躺着，像是已经说完了它们要说的话，在那些纸箱里，在他没有拆开它们之前，已经替他完成了某种必要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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