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北满，积雪深及人腰。在这个连野兽都蜷缩在洞穴里熬冬的季节，抗联第一军的一支小分队却冒着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在完达山深处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分队长杨靖宇——三个月前还是爆破组副组长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特种大队第一分队队长——趴在雪窝子里，用冻得发麻的手指调整望远镜的焦距。前方两公里处，是日军新建的“七号密营”。根据情报，这里驻扎着关东军新编第103师团的一个大队，约八百人。
但杨靖宇观察了三天，发现情况不对劲。
“队长，你看。”他把望远镜递给副手，“营地里活动的，起码有一半人动作生疏。那个机枪阵地，射手连装弹链都笨手笨脚。”
副手接过望远镜看了会儿：“新兵？”
“不止。”杨靖宇压低声音，“昨天他们搞了一次紧急集合，从拉响警报到列队完毕，用了十一分钟。如果是关东军的老部队，最多五分钟。”
他掏出一个油纸包裹的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一月十二日，七号密营。发现：一、士兵军事素养低下；二、武器装备老旧，仍在使用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三、营地纪律松懈，夜间哨兵有打瞌睡现象...”
这些都是要带回指挥部的宝贵情报。因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开始，于凤至给各部队下达了新命令：每一次侦察、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详细记录日军部队的“质量变化”。
“撤。”杨靖宇收起望远镜，“情报够了。”
小分队像雪地里的鬼魅，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林海中。他们留下的脚印，很快就被新落的雪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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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在下降，但数量在增加。”
在小兴安岭指挥部，徐建业把一叠侦察报告摊在于凤至面前：“这是各部队十二月份以来的汇总。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师团，至少有两个——第五和第六师团——确认已调往南方。但同时，伪满军的编制扩大了百分之四十。”
于凤至快速翻阅着报告。每一份都印证着同一个趋势：日军精锐南调，伪军填充防线。
“伪满军现在有多少人？”她问。
“三十万左右。”许亨植回答，“但战斗力...杨靖宇那份报告很有代表性。新扩编的伪军部队，很多士兵是强征来的农民，训练不足，士气低下。军官层也混杂，有关东军派去的日本顾问，有原东北军投降的军官，还有地痞流氓混进来的。”
冯仲云刚从第二军视察回来，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伪军内部不稳。王栓柱军长那边策反了一个伪军连长，那人说，现在伪军里流传一句话：‘日本人要完蛋了，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于凤至站起身，走到地图前，“通知各军：启动‘两面政权’计划。”
所谓“两面政权”，是于凤至根据另一段历史的经验提出的构想：在日军控制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表面上服从伪满、实际上由抗联控制的基层政权。
“具体分三步。”她开始部署，“第一步，摸底。各部队政治部门，要对辖区内的伪保长、甲长进行秘密调查。哪些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哪些是被迫的，哪些有爱国心。”
“第二步，接触。对那些可以争取的，秘密接触。条件很简单：白天你当你的保长，应付日本人；夜里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伤员、筹集粮草。我们保证你的安全，将来胜利了，算你立功。”
“第三步，控制。一旦建立联系，这个村子就是我们的了。鬼子的征粮队来了，保长带着他们去最穷的几户转一圈，然后‘无奈’地说收不上来。我们的伤员来了，保长安排到‘亲戚’家‘养病’。需要传递情报，保长的儿子‘去镇上赶集’...”
计划在一月中旬全面铺开。
在方正县的一个山村，保长老李头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人。他当保长不是自愿的——原来的保长被抗联处决后，日本人指定他接任，不干就杀全家。一个月前，第三军的政工干部秘密找到他。
“李大爷，我们知道你的难处。”干部很客气，“不让你公开抗日，只要你行个方便。鬼子来征粮，你提前一天在村口老槐树上挂个破草帽，我们就知道要来人。我们的人受伤了，你帮着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将来赶走了鬼子，这些我们都记着。”
老李头犹豫了三天，答应了。从此，这个村子成了抗联的秘密交通站。鬼子来了，全村统一口径“没见过八路”；抗联来了，热炕头、热饭菜准备好。老李头还发展了两个甲长，三个甲变成了“红色甲”。
到一月底，仅第三军防区内，这样的“两面村”就发展到四十多个。有的村子甚至更进一步——白天是伪满的“模范保”，夜里抗联的识字班、民兵训练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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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春节。
往年的春节，根据地虽然艰苦，总要想法子包顿饺子。但一九四二年的春节，于凤至下达了特殊命令：各部队不得大规模聚餐，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群众家里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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