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的风，依旧刮得人脸颊生疼，却已不似冬日那般如刀子割肉。风中捎来了泥土解冻的、微腥的气息，也捎来了饥饿的呻吟与绝望的哭泣。
小兴安岭指挥部里，空气比屋外更凝重。一盏马灯的光晕，勉强照亮摊在粗糙木桌上的几页汇总纸。徐建业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却像冰锥，砸在听者心上。
“截止昨日，根据地内登记人口，军队约八万三千，随军家属及安置群众约七万，本地原住民约六十五万，新接收关内及热河、辽西流民约十五万……”他顿了顿，“总计，近九十六万人要吃饭。”
他拿起另一张纸：“粮食存量。各军粮库、秘密地窖、百姓家中藏粮，所有能统计到的，折合成高粱米，约八万石。按最低生存标准，每人每日半斤粮，这些只够……四十天。”
“流民还在增加吗？”于凤至问，目光没离开地图上那些代表人口压力的、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点。
“每天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冯仲云接口，他刚从几个新设的流民安置点回来，眼窝深陷，“都是从南边逃荒上来的。关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的还坏。鬼子征粮队像蝗虫过境，不少村子已经绝户了。”
许亨植指着地图上几条蜿蜒的线：“我们的三条秘密商路，压力也很大。鄂伦春兄弟那边，苏联边境守军查得越来越严，上次交易差点被巡逻队撞上。朝鲜族那条线，伪满警察增设了卡子。蒙古族牧民那边……开春是牲口最瘦的时候，他们也缺粮，交换比例对我们越来越不利。”
屋外传来隐约的、孩童的啼哭声，很快又被风声盖过。那哭声细细的，却像一根针，刺破了指挥部里压抑的沉默。
于凤至终于抬起头。马灯的光在她脸上投下明暗的阴影，让她的表情显得有些难以捉摸。她没有看那些令人绝望的数字，而是望向窗外黑沉沉的夜。
“四十天……”她重复着这个数字，像是在咀嚼它的味道，“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秋收，至少还有一百二十天的缺口。我们不仅要找到养活这近百万人一百二十天的粮食，还要有种子种下去，确保秋后能有收获。”
没人接话。这不是靠一两场胜仗、一次偷袭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基础、也最残酷的生存算术。
“那就得算一笔大账。”于凤至转过身，脸上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明，“一笔关于人、地、粮、枪的大账。”
走到地图前，拿起炭笔，开始勾勒。
“冯政委，你的担子最重。”她先看向冯仲云，“从明天起，发‘生产自救令’。所有部队，除必要警戒和侦察力量，全部转为生产队。战斗员，也是生产员。地，不是现成的，要我们自己动手从鬼子手里、从荒原里抠出来。”
炭笔在地图上画出三个大圈：“赵永胜的第一军，去这里——兴凯湖西岸。那片是沼泽甸子，水排干了就是好地。给你两个任务：垦荒，顺便盯着东宁、绥芬河的鬼子。”
“王栓柱的第二军，去这里——讷谟尔河两岸。那是老粮仓，鬼子祸害得轻点，地底子还在。你的活儿是深耕，把原来撂荒的地全捡起来。”
“陈望的第三军，进长白山。平地少，就搞梯田。林子密，就组织采集队。山货、药材、猎物，都能换粮食。”
她又看向许亨植：“许副参谋长，你那三条线，不能只靠人情和运气了。成立个‘边境贸易社’，你兼管。把咱们缴获的那些手表、钢笔、望远镜，还有收集到的山参、貂皮，统一管起来，有计划的换。跟苏联人、跟朝鲜那边，甚至可以试试跟某些胆大的伪满商人，明码标价。咱们要的是粮食、盐、农具、药品。告诉他们，生意可以做，但谁要是黑了心坑我们，或向鬼子告密……”她没说完，但眼里的寒光说明了一切。
最后，她看向徐建业和自己：“护粮。鬼子肯定不会眼睁睁看我们种粮收粮。咱们得抢在前面。”她顿了顿，“成立‘护粮队’，不归各军，直属战区指挥部。任务不是跟鬼子大队硬碰，是做三件事：一、在鬼子征粮队出动前，帮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两面政权’的村子，把粮食藏好。地窖怎么挖更隐蔽，你们想办法。二、摸清哪些日伪征粮官最凶恶，找机会‘拔点’。三、必要时，袭击鬼子的粮库和运输队，抢！”
她走回桌前，目光扫过众人：“最后，是底线。张兰生同志，在各根据地要点，设‘粥棚’和‘公仓’。粮食再紧，这条底线不能破：不准饿死人。但粮食不是白给的，按劳分配，垦荒多的多分，出力少的少分。懒汉和捣乱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请出去。咱们救急不救穷，更不养蛀虫。”
命令一条条，清晰而强硬，没有回旋余地。这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部署，而是一个政权在生死存亡之际，对生产、分配、贸易、防卫的全盘统筹。
“都清楚了吗？”于凤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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