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指挥部收到的电报，一天比一天厚。徐建业的桌上，来自北满各地“两面政权”的报告，不再是简单的“敌情通报”或“粮食藏妥”，开始出现些新内容。
冯仲云挑出几份，摊在于凤至面前。
一份来自方正县某屯：“保长李守田密报，已按指示，于屯东破庙开办‘夜校’，每晚有青壮三十余人识字，兼讲时事。上月成功掩护我方伤员三名，疗愈后归队。另，屯内十三名可靠青年，已秘密组织‘护屯队’，备有土枪三杆，知晓基本警戒与报信方法。”
一份来自绥化附近：“甲长王有才报，利用保长身份，借‘防匪’之名，已从伪满区公所请得十杆老旧步枪‘武装自卫队’。枪虽旧，擦拭可用。队员皆为我方安排之可靠农民，白日扛枪巡村应付检查，夜间则为我秘密交通线提供护卫。”
还有一份，字迹略显激动：“我处保长周广仁，昨日调解村民王、李两家耕牛纠纷，未报伪满警察所，自行依公理处断，双方皆服。村民私议：‘周保长处事公道，比那狗腿子强百倍。’周广仁认为，此乃确立威信之机，请示可否逐步接手村中民事调解、婚丧嫁娶等事？”
于凤至看完，指尖在报告上轻轻点了点：“从藏粮护人，到办学练兵，再到管事断案……他们步子迈得不小。”
“水到渠成。”冯仲云道，“鬼子只顾抢粮抓丁，哪管百姓死活。这些保长甲长，帮大家躲了祸事，分了粮种，自然就有了说话的份量。老百姓眼里，他们比那些只知要粮要命的伪官，更像‘官’。”
“像官还不够。”于凤于摇头，目光深远，“要让他们成为老百姓心里真正的‘主心骨’。告诉这些同志，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只要不暴露，不引来鬼子大队清剿，那些伪满区公所、警察所懒得管、管不了的‘闲事’，比如春耕争水、邻里口角、孤寡照料，都可以接过来管。规矩就一条：公平。用咱们的道理，办老百姓的事。”
这道默许的指令，像给暗流加了一道闸门，水流更急，也更隐秘地冲刷着日伪统治的根基。
在北满广袤的农村，“两面政权”悄然升级。保长们不再仅仅是情报员和掩护者。他们开始组织村民修桥补路——当然，是通往山里根据地的“便道”；他们以“防匪保境”为由，将青壮编成“更夫队”、“巡夜队”，名正言顺地进行准军事训练；他们甚至秘密推行一种粗糙的“互助组”，几家劳力互换，帮军属、帮孤老耕种。
白天，村子依然悬挂着伪满的“五色旗”，保长见了日伪人员照样点头哈腰。可到了夜里，或者日伪人员离开后，这里运行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秩序。鬼子征粮的数额，总能被种种“合理”的理由降到最低；抗联需要的物资和情报，总能悄无声息地筹集传递；受了冤屈的百姓，开始知道不去伪警察所，而是悄悄敲开保长家的后门。
日伪控制的城镇，渐渐成了一座座孤岛。出了城门不远，就是另一片天地。鬼子的小股部队，再不敢轻易下乡。他们发现，以前那些温顺的“良民”，眼神里多了些看不懂的东西；问起“匪情”，永远是一问三不知；想找个向导，全村都成了“路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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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辽西，朝阳县一片贫瘠的山沟里，几个身影借着夜色摸进一处隐秘的山洞。
洞内篝火熊熊，映亮了几张饱经风霜的脸。为首的是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名叫雷鸣，原是于凤至在辽西建立根据地时的区小队队长，主力转移时奉命留下坚持。
“老雷，你看看这个！”一个年轻干部兴奋地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塞到他手里，封面上是简陋的字：《北满根据地建设及两面政权工作经验摘要》。
雷鸣就着火光，一页页仔细翻看。里面没有空话，全是北满那边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建立“两面政权”、如何对付日伪征粮的具体办法。他的手有些发抖，不是冷，是激动。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他抬起头，眼中燃着火，“咱们这憋屈日子，到头了！”
辽西的坚持，比北满更艰难。这里离关内日军重兵集团更近，压力更大，根据地更零散。雷鸣他们东躲西藏，勉强维系着几支小游击队，更多时候是保存自己，难以有效打击敌人。
小册子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新思路。
雷鸣立刻召集骨干，对照着小册子，琢磨辽西的办法。
他们没有北满那么广阔的深山老林，但有连绵的丘陵和复杂沟壑。他们立刻改变了策略，不再追求固定的营地，而是将队伍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嵌入各个山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选择那些最痛恨日伪、有亲属被杀害的贫苦农民，悄悄发展。没有枪，就用锄头、镰刀，先组织起来。借鉴北满经验，他们也开始尝试接触那些“被迫当官”的保甲长。
在朝阳县蛤蟆沟，保长是个叫韩老四的鳏夫，儿子被鬼子抓去当劳工死在了煤窑。雷鸣亲自摸上门，开门见山：“韩保长，想给儿子报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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