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与真相和解委员会”的筹备处在科特罗切尼宫一侧的配楼里正式挂牌。这里很快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长长的、沉默的队伍开始出现在门口,男女老少,带着他们尘封的记忆和永不愈合的伤痕,前来提供证词。
米哈伊坚持要亲自阅读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证词摘要。他并非想沉浸于苦难,而是认为,作为呼吁建立这个委员会的人,他必须共同承担这份凝视深渊的重量。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他在书房里读到了玛丽安娜·波佩斯库的档案。这位年近六旬的女士,曾经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讲师。证词记录了她如何在一次私下的学生聚会上,随口评论了一句“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农业问题上的看法或许可以再斟酌”,便被在场的一位“朋友”告发。随之而来的是深夜敲门声,秘密警察的审讯,她被指控“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散布反动言论”。她失去了教职,被发配到偏远的工厂进行“劳动改造”,而她的丈夫因试图为她辩护而遭到更残酷的迫害,最终在一次“意外”的工地事故中丧生。档案里附了一张她当年的照片,眼神明亮,充满活力,与证词末尾描述的如今这位眼神空洞、靠微弱养老金和镇定剂度日的老妇人判若两人。
米哈伊放下档案,走到窗边,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如同无声的泪水。他感到胸口一阵窒息的沉闷。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这是成千上万个被碾碎的梦想的缩影。那个体制,不仅剥夺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系统地摧毁了信任、尊严和思想的自由。
几天后,他在基金会的办公室里,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前秘密警察(Securitate)的中层军官,代号“鼹鼠”的扬·德勒吉奇。此人主动联系委员会,表示愿意提供内部信息,以换取有限的豁免(不追究其个人罪行,但需如实作证)。
德勒吉奇是个矮胖、头发稀疏的男人,眼神闪烁,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搓着手指。他描述了监控系统的运作方式,如何发展线人,如何制造“意外”来清除目标。他的叙述冷静、细致,甚至带着一丝技术性的炫耀,仿佛在描述一台精密仪器的操作手册。
“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德勒吉奇用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说,“我们在乎的是他们是否‘可能’有罪。一句抱怨,一个眼神,一份未经批准阅读的西方杂志,都足以构成嫌疑。恐惧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武器。当每个人都在怀疑邻居、朋友,甚至家人时,体制就安全了。”
米哈伊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绪。但当德勒吉奇提到他们如何系统性地破坏家庭关系,鼓励子女告发父母,夫妻互相监视时,米哈伊握紧了放在膝上的拳头,指节微微发白。
会见结束后,德勒吉奇被秘密带走。米哈伊独自在房间里坐了许久。与玛丽安娜那样的受害者证词不同,德勒吉奇的证言展现了作恶机器一方的冰冷逻辑,这种非人化的“效率”同样令人不寒而栗。他更加确信,如果不把这些运作机制暴露在阳光下,类似的幽灵未来很可能改头换面,再次归来。
当晚,他与卡罗尔共进晚餐时,显得异常沉默。
“父亲,您还好吗?”卡罗尔担忧地问。
米哈伊抬起头,眼中带着深深的疲惫:“我看到了太多伤痕,卡罗尔,有些在表面,有些在灵魂深处。推动真相,意味着我们必须亲手触摸这些脓疮。这过程……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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