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明天回去上班吧。”
他望着前方的道路，声音不大，像是随口一提。
刘娟正握着方向盘，眼瞅着前头，准备踩油门加速。
这话钻进耳朵里，她愣是没反应过来——足足过了三四秒钟，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才微微动了动，脑袋轻轻点了两下。
没说别的。
车内陷入了寂静，张小米在那没话找话，“你这两天都忙什么呢？”他又问了一句，语气随意得很。
话音刚落，刘娟直接转过头来，朝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那眼神明明白白——这还用问？能忙什么？当然是忙案子的事。
张小米被这白眼一瞪，后背一紧，猛地想起来车里还坐着别人。
后排座上坐的，虽然是他的两个妈以及老婆，但是规定就是规定。
张小米赶紧把嘴闭上。
干他们这行的，嘴上得有把门的。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在什么人面前能说，在什么人面前不能说——这都是最基本的规矩。
更何况他们所在的部门情况特殊，很多事情还在摸索阶段，规章制度都不齐全，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不算熟悉，说话做事更得处处留神。
车子继续往前开，车里的几个人各怀心事，谁也没再开口。
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窗外呼呼的风声，灌满了整个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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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张小米今年25岁，但是经历过下乡以后，他的生活经验并不少。
人看着虽然不起眼，但办事利索，脑子转得快，上头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让他担任了新单位的副职。
虽然他是国内的第一位国际刑警，但这并不是让他担任副职的必要加分项。
刘娟和他同岁，但是人家有军功傍身。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姑娘做事有板有眼，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
两个人搭档了快一个月，慢慢磨出了一些默契。
至于这个部门——说起来没有丝毫复杂可言。
1982年，内地改革开放刚铺开没几年。
南方沿海一带最先活络起来，大大小小的厂子、贸易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
街上跑的小商小贩多了，货也多了，一些过去见都见不到的东西——电视机、收录机、电子表、花花绿绿的布料——开始出现在市面上。
可与此同时，一股暗流也跟着涌了上来。
有人嗅到了钱的味道，胆子就大了。
沿海一带走私猖獗，海丰、汕头那一带尤其严重，缉私物资在仓库里堆成了山。
更普遍的情况是，一些手中有权的人盯上了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缝隙。
政策还没完全理顺，监管存在真空地带，胆子大的人趁机动用手中的权力，挪用公款、倒卖物资，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从1979年的702件，一年年往上蹿，到1982年已经暴涨到了件。
短短三年翻了四十多倍，这数字背后，是多少国家的钱悄无声息地流进了私人腰包。
案子越积越多，可破案的手段却跟不上趟。
更让上面头疼的是，有些人捞够了就跑。
东南沿海那些人消息灵通，路子也多，稍微嗅到一点风声，连夜就能收拾细软跑路。
有的是坐渔船偷渡，有的是通过走私通道，有的甚至直接用钱买通了路子。
一旦出了境，往香港、澳门一躲，或者再转道去东南亚，追起来比登天还难。
香港、澳门那时候还不是中国的。
两地在英国人、葡萄牙人手里管着，法律制度、社会规则跟内地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内地警方在香港没有执法权，别说抓人了，连正式的调查手续都办不下来。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粤港两地早在1981年就建立了边境会晤制度，可那主要是管边防的，碰上刑事案子、经济案子，渠道少得可怜。
一份简简单单的线索协查函，往往需要走外事渠道层层周转，光是公文在路上就要耗掉不知多少时间。
为了堵上这个窟窿，公安部从1981年就开始推动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
这也就有了张小米去美国进行比赛，最终成了国内第一个国际刑警。
张小米他们这个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搭起来的。
此时的张小米站在办公室内，办公室在东长安街公安部大院里，几间不大的屋子，几张木头桌子拼在一起，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
设备简陋得可怜——一台手摇电话机。
就这点家当，要办的是跨国的大案子。
来到刘娟办公室门前，敲门进去，刘娟正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案卷，旁边的搪瓷茶缸冒着热气。
她抬头看了张小米一眼，也没寒暄，直接把最上面那本案卷推了过来。
“看看吧。”
张小米接过来，翻开第一页，眉头就拧了起来。
案卷封面上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三个字：陈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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