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之上，“标准圣上，126分”的金色大字缓缓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更加复杂、晦暗的历史图景。
【当康熙皇帝在紫禁城批阅“永不加赋”的奏章，在避暑山庄与蒙古王公宴饮，在蒙养斋与传教士讨论星象时，帝国的肌理深处，某些被他忽视、容忍甚至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悄然生长。这些种子，将在未来结出令他的子孙难以吞咽的苦果。】
宏大之音变得低沉而审慎：
【历史的评价从非单一。伟大的功业背面，往往铭刻着同等沉重的代价。康熙朝塑造的‘盛世’模板，其光辉之下，亦有不容忽视的阴影。这些阴影，部分源于时代的局限，部分源于抉择的代价，部分则直接源自这位‘圣祖’皇帝有意的政策取向与晚年的懈怠。】
大唐，贞观殿。
李世民坐直了身体，神色严肃。
“来了，功过评说，方显史笔如铁，朕倒要听听，这位几乎做到极致的‘标准圣上’，其‘过’在何处。”
魏征眼中闪过锐光。
“陛下，盛世之下，隐患最深，往往是那些看似‘成功’的政策，埋下了衰败的根由。”
画面一：从波涛汹涌到死水微澜，海禁的强化。
天幕重现1683年施琅平台后，万帆竞发、朝廷收复台湾的振奋场景。
但紧接着，画面色调转为灰蓝。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施琅等人建议下，康熙一度开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民间出海贸易，是为‘开海’。】
短暂的海上商贸呈现繁荣。然而，好景不长。
【出于对‘海疆不靖’（恐郑氏残余或海盗勾结外国）、‘滋生事端’的深深忧虑，以及维护沿海统治秩序的保守心态，康熙的政策很快收紧。】
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台：
限制出海船只大小、武器配备。
严格规定商人出海期限，逾期不归则严惩。
对出口商品种类加以限制。
【最具长远破坏性的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颁布‘南洋禁海令’，严禁中国商船前往南洋吕宋（菲律宾）、噶喇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贸易，仅允许外人来华。】
画面显示，沿海港口日渐萧条，造船技艺停滞，曾经活跃于东亚海域的中国海商或转入地下，或彻底放弃。
而同时期的欧洲商船，正穿梭于各大洋。
天幕对比呈现：
东方： 广州十三行初具雏形，但贸易被严格限制在少数官方特许商人手中，成为封闭体系下的特权经济。
西方： 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正以国家武力为后盾，在全球扩张贸易据点。
【评语： 康熙的海疆政策，核心是‘防御’与‘控制’，而非‘开拓’与‘竞争’。平台后本可趁势将中华影响力深入南洋，甚至开启一个海洋时代。但他选择了最稳妥也最保守的陆权思维，将波涛万里视为边界而非通途。这一收缩态势，与同期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全力打造海军的进取形成残酷对比。当他的孙子乾隆皇帝面对马戛尔尼使团时，那份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自信，其闭塞的基石，正是康熙朝所奠定。】
大宋，泉州港。
曾大力鼓励海外贸易的宋人官员们痛心疾首。
一位市舶司官员仰天叹息。
“自唐末至我朝，泉州、广州何其繁盛！海舶如云，万国货殖，本朝虽弱，犹知市舶之利可充国用，何以到了国力如此强盛的康熙朝，反而畏海如虎，自断臂膀？陆上长城可防胡马，海上高墙，防的却是自家的财路与眼界啊！”
画面二：文字之狱与理学牢笼，思想的寒冬。
天幕呈现两个并置的场景：
一边是康熙主持经筵，侃侃而谈朱熹理学，倡导“道统”；另一边是刑部大牢，因文字获罪的士人蜷缩在阴暗角落。
【康熙朝文字狱，次数较其后代雍正、乾隆为少，但性质关键，奠定了‘以文字罪人’的恐怖基调，且多为‘明史’、‘正统’等敏感问题。】
重点案例浮现：
庄廷鑨《明史》案（虽发生在康熙初年辅政时期，但康熙亲政后并未平反，其严厉处置影响深远）： 牵连极广，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数百人充军。
画面中书籍被焚，家族被毁，士林噤若寒蝉。
戴名世《南山集》案（1711年）： 因书中使用南明年号，触犯忌讳。
戴名世被斩，株连数百。此案发生在康熙盛世中期，更具警示意义。
即便在“宽仁”统治下，思想禁区依然致命。
【与文字狱相辅相成的，是对程朱理学官方化、教条化的推崇。】
康熙将朱熹理学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定为科举和思想唯一标准。
天幕显示，学子们只能机械背诵朱注《四书》，所有独立思考、不同学术流派（如王阳明心学）均被压制。
【评语： 康熙并非愚蠢的暴君，他精通儒学，深知思想统一对统治的重要。他用‘理学正道’的糖衣，包裹着‘文化专制’的毒药。文字狱制造恐惧，理学正统消除异端。双管齐下，使得整个知识阶层的主流，要么成为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要么埋首故纸堆进行无害的考据（乾嘉考据学兴起的背景之一）。批判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活力、对政治制度的反思能力，在‘盛世’中逐渐枯萎。当后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准备是极度贫乏的。这份思想上的‘稳定’，代价是整个民族应对巨变时的僵化与迟钝。】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