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那份试图平衡“冰点”与“沸点”的方案，在公司内部高层会议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支持者认为这是务实之举，能为长期投入提供“血液”；反对者则担心会分散核心研发精力，甚至可能“泄露”关键技术。最终，在董事长（也是公司创始人之一，对李卫国颇为信任）的支持下，方案的核心部分得以通过：成立“前沿技术民用转化项目组”，代号“入海计划”。
“入海计划”的第一个试点项目，选定为将“星链”演示中表现相对稳定的“长航时微型巡查平台”及配套的低功耗组网通信模块，打包成一套“轻量化、模块化、高自主区域巡查解决方案”，目标市场瞄准高端工业园区的安防巡检、大型生态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监测、以及电力线路的快速巡查。
项目组长的人选让李卫国颇费思量。最终，他选择了平台组的副组长，一位名叫周海的工程师。周海四十出头，技术功底扎实，但性格不像赵工那样执着于极限性能，反而对工程化和成本控制有独到见解，且沟通能力较强，适合与市场、销售部门打交道。李卫国给他的指示明确：“你的任务不是搞前沿创新，而是把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技术，用最可靠、最经济、最易用的方式，做成客户愿意买单的产品。快速迭代，小步快跑，用市场反馈驱动优化。”
项目组迅速组建起来，成员一部分来自平台组和数据链组的“二线”骨干（或自愿转向应用开发的人员），一部分从公司原有消费级无人机产品线抽调。办公区也从高度保密的联合实验室区域，搬到了相对开放的研发大楼三层。
“阵痛”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首先是“语言”不通。从军品研发体系过来的工程师，开口闭口是“可靠性MTBF”、“环境适应性等级”、“抗干扰余量”，设计文档里充满了各种容错、冗余、降级策略。而从消费产品线过来的同事，更习惯谈论“用户体验”、“APP交互流畅度”、“外观ID设计”、“BOM成本控制”。第一次项目需求讨论会就差点吵起来。
“周工，客户要的是操作简单，拿起来就能飞，自动规划航线，拍清楚画面就行。你们这个飞控逻辑搞得太复杂了，光起飞前自检就要两分钟，客户哪有这个耐心？”产品经理拿着原型机吐槽。
负责飞控的工程师（原平台组成员）立刻反驳：“两分钟自检是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园区环境复杂，万一有电磁干扰或者机械隐患，贸然起飞就是事故！我们‘星链’平台在外场……”
“停停停！”周海赶紧打断，“这里不是北坡，客户也不是军方。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安全’和‘可靠’的标准。不是降低要求，而是找到民用场景下真正关键的风险点，用更高效的方式去覆盖。比如，我们可以简化一部分自检项目，但强化对核心动力和导航系统的检查；我们可以设计更直观的APP告警，而不是依赖复杂的飞控状态码。”
其次是设计思路的冲突。原平台组设计的机体，为了追求极致的轻量和长航时，大量使用定制化的复合材料和非标件，加工周期长，成本高昂。“入海计划”要求快速推出可量产版本。结构工程师们不得不痛苦地“降级”：把部分碳纤维部件换成高强度工程塑料；把一些精密的、一体化加工的结构，改为可拆卸的模块化设计以方便维修和更换；甚至为了降低天线成本，重新设计了通信模块的外形和布局，牺牲了一点理论上的性能以换取更好的供应链支持。
最难受的可能是那些原核心团队的“二线”骨干。看着自己曾经参与设计的、充满“黑科技”感觉的精密部件，被一样样替换成更“平庸”但更便宜可靠的货架产品，心里难免有种“明珠暗投”的失落感。私下里，有人向李卫国抱怨：“李院长，感觉我们是在把战鹰改造成信鸽。”
李卫国只能耐心解释：“战鹰有战鹰的战场，信鸽有信鸽的用途。我们现在做的，是让信鸽也能可靠地传递重要信息，并且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好。这本身也是技术价值的体现。而且，民用市场的反馈和迭代速度，反过来也可能促进我们核心技术的进步，比如在成本控制、易用性设计方面。”
“入海计划”的第一款原型机“巡风-S1”在磕磕绊绊中诞生了。它外观比“A+型”略显“敦实”，性能参数（续航、载荷、最大速度）也略有下降，但初步测试显示，其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和操作便捷性达到了设计目标，更重要的是，单台成本被控制在了“A+型”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第一次面向潜在客户（一家大型物流园区）的内部演示，就给了周海团队当头一棒。
演示当天风和日丽，“巡风-S1”顺利起飞，按照预设航线对园区外围进行巡查，画面清晰回传。但就在演示接近尾声，准备展示其“一键自动返航及精准降落”功能时，意外发生了。园区内一栋新建仓库的金属屋顶在阳光下产生了强烈的、不规则的镜面反射，干扰了无人机的视觉定位系统。无人机在降落最后阶段出现了明显的姿态晃动，虽然最终安全着陆，但落点偏离了预定标记圈近一米，而且降落过程看起来颇为“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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