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二月初二，西北的春寒尚未退去，总兵府议事厅内炉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光在众人脸上跳跃，却驱不散空气中那层厚重的凝重。
卢象升站起身时，铠甲发出细微的金属摩擦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眉头紧锁，目光如刀：“总兵，末将直言，此事恐需三思而行。”
他的声音不高，却在寂静的厅堂内格外清晰，“汉中盆地，地处秦岭之南，虽有汉水蜿蜒，然较之长江、珠江，实为小川。我西北民众不习水性，河道有限，在此投建水军，无异于在山地中造船。眼下李自成百万大军虎视中原，张献忠肆虐湖广，辽东清军蠢蠢欲动，我军陆上防御尚且捉襟见肘，何有余力顾及水上？”
他的手掌按在桌案上，骨节分明：“第一军肩负着镇守西北、兼顾陇南的重任，直接面对来自川北、陇西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去年冬天，西羌那边已有异动。如果要调动资源去建立一支水军，那么我们的山地防御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末将之见，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仍然是加强陆地防线，加固城池，训练步卒骑兵。水军之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曹文诏坐在卢象升对面，他虽然没有站起身来，但那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却仿佛能穿透整个房间：
“汉中四塞之地，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汉水虽为长江第一大支流，然河道弯曲、滩多水急。从汉中到襄阳，汉水千余里，需经黄金峡、渭门滩、新滩等险处。这样的水道，行商船尚可，行战船？难。”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李健：“我跟随总兵数年，从河套到西安，从未质疑过您的决断。但这一次，恕末将直言，我们恐怕是在最不该的地方，做最不该的事。”
顾炎武静静地抚摸着自己下巴上的胡须，他没有急着表态，而是眯起眼睛，似乎在脑海中检索着什么。
片刻后，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温润却有分量：“总兵大人，您的志向确实非常远大而且具有前瞻性。然而汉中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建造水军啊。”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如数家珍：“想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他是靠什么夺取天下的？是韩信暗度陈仓，是出关与项羽争衡，靠的是步卒和骑兵。他麾下可有水军？没有。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靠的是什么？是木牛流马运送粮草，是山地战、守城战，何尝靠过汉水水师？”
他顿了顿，声音恳切：“汉水固然是长江第一大支流，全长三千里，流域广阔。但汉中至襄阳段，两岸群山夹峙，河道时宽时窄，丰水期与枯水期水位相差极大。这样的水文条件，养几艘巡逻快船、运粮货船尚可，若想建立一支能远航重洋的强大水军，无异于缘木求鱼。”
“兵法云‘因地制宜’，我们在汉中种出了新式稻麦，在山中开采出了更好的铁矿，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地、这里的矿藏适合。可江河湖海，汉中确实没有大海啊。”
黄宗羲一直沉默，手中的茶盏已经凉透。他轻轻放下茶盏，叹了口气，从经济角度提出质疑：
“一艘中型战船需银三千两，大型福船更需上万两。若按方先生在格物院做的规划，建舰百艘，仅造船一项便需近百万两白银。此尚不计水手饷银、火炮装备、码头修建、学堂维持等费用。”
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账簿，那是西北政务司去年全年的收支明细，密密麻麻的数字写满了厚厚一册：
“汉中新政初行，屯田虽渐有收成，然处处需钱粮——新军粮饷每月一万八千两，学堂兴建已投入四万两，工坊扩建已支出三万两千两，道路修筑又用去两万七千两，灾民安置又拨银一万五千两……”
他抬起头，目光恳切：“此时举巨资建水军，恐怕力有不逮。总兵，非是臣下吝啬，实是家底太薄，经不起这等大项支出一并压来。”
张博是江南苏州府人，少年时曾随族中长辈乘船入海，从太湖水师到长江水师，从福建沿海到浙江外洋，他对水军有着天然的亲近与了解。但此时，他面露难色，轻轻摇头：
“总兵，江南、闽浙确有水师根基，船匠、水手、海图、航海术、潮汐知识、星辰导航，这些皆可寻。臣在苏州时，见过太湖边的老船匠，祖传三代造船，闭着眼都能画出福船的龙骨结构。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更有精通远洋航行的老舵工，看一眼云就知道明日风浪，摸一把海水就知身处何地。”
他停顿片刻，似想起什么，眉头紧锁：“可是汉中呢？此地离最近的海也有两千里。即便从江南招募船匠，从闽浙购买木材，从湖广调拨桐油，这运输成本已经是一笔巨款。况且，北方水手不习南方水文，南方船匠不懂汉水河道，这中间的磨合，非三五年不能完成。”
他最后轻声说：“臣不是反对建水军，臣只是担心，我们选错了起点。”
众人的话语如潮水般涌向李健，每一句都有理有据，每一人都出自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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