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尚未映入宋军斥候的眼帘，比利牛斯山南麓的烽烟却已悄然改换了颜色。
当意大利半岛在“都护府”的阴影下喘息与算计时，地中海的另一端，伊比利亚半岛——那片被基督徒称为“收复失地”的漫长战线，正在经历一场令人瞠目的惊天逆转。
这场逆转的源头，并非来自北非马格里布腹地的传统穆斯林强权，而是来自海上，来自东方。
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南岸丹吉尔港的宋帝国，其目光并未因征服西西里和介入意大利而满足。
李宝，那位将帝国海旗从君士坦丁堡一路插到直布罗陀的名将，在稳固海峡控制后，将视线投向了海峡对面那片同样喧嚣的土地。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片绝佳的博弈场：基督教诸王国与穆斯林泰法王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拉锯战，正是外部力量介入、撬动全局的完美支点。
“半岛之争，如同疲惫之角力，双方势均，僵持不下。”
李宝在丹吉尔新设的“西洋都护府”行辕中对幕僚分析，“我朝不必亲履其土，陷于泥沼。只需择一弱者而扶之，断强者之援，则天平自倾。南方之穆斯林诸邦，困守一隅，渴盼外援久矣。”
他的战略清晰而冷酷：扶植伊比利亚南部的穆斯林政权，遏制乃至逆转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势头，在半岛制造一个长期分裂、均势对峙的局面，从而将帝国的影响力深深楔入欧洲西南门户，并获取宝贵的战略缓冲区与贸易利益。
1176年春，一支悬挂着绿色新月旗与玄色宋旗的混合舰队，运载着武器、盔甲、工匠，以及少量宋军顾问和教官，自丹吉尔起航，乘风破浪，穿越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抵达了安达卢斯最南端的马拉加港。
此时伊比利亚的局势，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
北方的基督教诸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纳瓦拉——在经历了早期的联合推进后，因内部分赃不均和继承纠纷，攻势已然放缓，但压力不减。
南方的穆斯林泰法国，则以格拉纳达为中心，在奈斯尔王朝的旗帜下艰难维系，控制着以格拉纳达为中心的山区地带，但面对北方基督教王国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的步步紧逼，局势岌岌可危，沿海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等昔日明珠，也时时而临威胁。
李宝的使者首先抵达了格拉纳达的红宫，会见了奈斯尔王朝的埃米尔。使者的条件直接而诱人：大宋帝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先进的攻城器械图纸、精良的武器铠甲、乃至火药武器和军事顾问，帮助穆斯林政权稳住阵脚，甚至发起反击。
作为回报，接受援助的穆斯林政权需承认宋帝国的宗主权，向丹吉尔的“西洋都护府”纳贡，并在贸易上给予宋商最惠待遇，同时，其港口需向宋军舰队开放，作为基地和补给点。
对于困守山区、几乎陷入绝望的格拉纳达埃米尔来说，这无异于天降甘霖。
尽管对东方帝国的意图心存疑虑，但现实的生存压力压倒了一切。
经过激烈的宫廷辩论，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接受了宋帝国的条件，双方迅速签订了秘密盟约。
援助，以惊人的效率输送过来。
宋军的工匠指导安达卢斯的工匠改良本地投石机，仿制轻型火炮，并传授更先进的筑城和围攻技术。
宋军顾问帮助重组和训练格拉纳达的核心部队，强调纪律、阵型和远程火力配合。
来自北非、甚至更遥远东方的武器、硝石等战略物资，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源源不断地输入安达卢斯。
1177年，得到加强的格拉纳达军队，在宋军顾问的策划和少量宋军“志愿”部队的支援下，发动了代号为“新月回归”的系列反击作战。
首战目标，直指曾经的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首都、当时在卡斯蒂利亚与穆斯林势力之间反复易手的科尔多瓦。
此时的科尔多瓦，由一位卡斯蒂利亚贵族统治，防御主要针对南方的传统威胁，对来自东南山区、且装备和战术得到革新的格拉纳达军队准备不足。
格拉纳达军队在围城战中使用了改良的投石机和坑道爆破技术，并在关键时刻，以集中使用的火药武器扰乱了守军防御。经过数周激战，科尔多瓦这座象征意义巨大的城市，在沦陷于基督徒手中数十年后，再次飘起了新月旗帜。
消息传出，整个安达卢斯乃至北非的穆斯林世界精神为之一振。
紧接着，兵锋西指，矛头对准了富庶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的基督徒统治者惊恐万分，向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紧急求援。
然而，此时的卡斯蒂利亚正与莱昂王国为边境问题争执不休，阿拉贡则忙于应对南方的穆斯林袭扰和内部的贵族叛乱，基督教王国之间脆弱的联盟再次因私心而瓦解。
援军迟迟未至。
塞维利亚在孤立无援和内部穆斯林居民的呼应下，抵抗了数月，最终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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