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旧的,座位上的皮革裂了口子,露出海绵,海绵被磨得发黑,像一块用久了的手帕。车里有一股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味,汽油的味道、灰尘的味道、人身上带进来的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混得久了就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属于这辆车本身的、一闻就知道是哪辆车的气味。王飞靠着窗户,窗户玻璃是脏的,脏得外面的景色像是隔了一层薄薄的雾,看不真切,也不想看真切。
车在走,走得慢,走走停停的,一路上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上车的人提着大包小包,包的颜色都暗沉沉的,像从一口黑锅里捞出来的;下车的人空着手,或者只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苹果、两瓶水、一包饼干,像是已经把该拿的都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不要了的。王飞看着这些人,看着他们上车下车,看着他们坐下去又站起来,看着他们的脸,那些脸上写着疲惫,写着麻木,写着一种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不知道该有什么表情的表情。他把头转回去,又闭上了眼睛。
路况不太好,车颠簸得厉害。每一次颠簸,王飞腰里的那块钢板都会硌他一下,硌得生疼。那种疼他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有时候他不确定自己是真的疼还是只是在回忆疼。就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台阶上,台阶很高,他站了很久,久到他分不清自己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分不清自己是上来了还是还没下去。他睁开眼睛,窗外的景色已经变了,不再是城市里的楼房和街道,而是一片一片的田野。田里的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干枯的秸秆茬子立在黄褐色的土地上,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像一支打完仗、站完岗、散了又散不掉、散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的队伍。田埂上有几棵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枝丫朝天上伸着,伸得直直的,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抓着风,什么也抓不住。
王飞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两个铜板。铜板的温度和他自己的体温一样了,摸不出来了,摸不出那是铜板的还是他的。他想起老梁把铜板交给他的时候,铜板也是凉的,凉得不像被人握过。老梁的手很粗糙,老梁在四川的时候是个木匠,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指节上全是老茧,老茧磨得发亮。老梁跟他说过,他的手艺是跟他老汉儿学的,他老汉儿是成都一个收荒的,收了一辈子的破烂,收了一辈子的铜铁铝、旧报纸、废塑料,收了一辈子也没有发财,收了一辈子也没有亏待过谁。老梁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缝里藏着一道光,那道光很亮,亮得像一把刚刚磨好的、还没来得及用的、还不知道自己要砍什么的斧头。老梁说,我老汉儿活到七十三岁,走的那天还在收荒,收回来一堆旧书,旧书里头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女的,不认识,我老汉儿说那是我奶奶,我奶奶死得早,死的时候我老汉儿才八岁,八岁他就开始收荒了,推着一辆破板车,从成都的东门推到西门,从西门推到南门,推到天黑,推到脚上全是泡,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破了就不长了,不长就不疼了。王飞没有见过老梁的老汉儿,也没有见过那张照片,但他记得老梁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是轻的,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说给自己听的,说完了自己听见了就行了,不需要别人听见。
车子又停了。这一次停在一个小镇上,镇子不大,路边有几家铺子,铺子的招牌都旧了,褪了色,有的字都掉了半边,剩下半边孤零零地挂着,像一个掉了牙的老人张开嘴的时候露出的那几颗牙。有人上车,一个中年男人,扛着一个编织袋,袋口扎着绳子,绳子勒得很紧,勒得袋子里的东西都鼓了出来,鼓成一个一个的包,像一头瘦牛身上突出的肋骨。男人把编织袋放在过道里,然后坐在了王飞旁边。他坐下来的时候喘着粗气,喘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平复了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烟,刚要点,又看了看车里的其他人,把烟塞回去了。王飞看了他一眼。男人也看了王飞一眼。两个人都不说话。车子又开动了,窗外的景色又开始往后跑,跑得很快,快到那些树和房子都连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像被人用抹布擦过的、擦花了的水彩画。
过了很久,王飞开口了。
师傅,你到哪?
男人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会有人跟他说话。他咂了咂嘴,说:太原。
我也是。王飞说。
男人点了点头,把编织袋往自己那边挪了挪,腾出一点空间。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夹克的袖口磨破了,露出了里面白色的线头,线头像一根一根的、还没长好的、细细的、软软的骨头。男人的手也是粗糙的,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污,油污渗进了皮肤里,洗不掉了,像一道一道的、画上去的、擦了又会重新冒出来的纹路。
去太原做什么?男人问。
王飞沉默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自己去太原做什么,他只是上了这辆车,车往太原开,他就往太原去。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条河,河水往哪个方向流,他就往哪个方向漂,漂到哪里是哪里,漂到哪里都是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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