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把那封信念完的时候，手指头攥着信纸的边角，攥得纸都皱了。信上说的他都看明白了，丽媚让他别找了，让他往前走。可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只花猫从墙根底下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慢腾腾地走了，他心里想的还是那一句，她去了南方。
南方太大了。大得像一片海，一个人丢进去，连个水花都看不见。可王飞管不了那么多，他把信纸叠好，塞回信封里，按在胸口口袋的最底下，上面压着那两个铜板。他对自己说，丽媚走的时候带了一个铜板，留了一个在他这儿，两个铜板本是一对儿，分开了就不算完。他得出门去找，找到那两个铜板再碰在一起的时候，才算把事儿了了。
他在太原没多待。当天下午他又坐上了南下的长途车。这回他坐的是另一辆，比来的时候那辆新一点，座位上的皮革没怎么裂，可也坐满了人，过道里堆着行李，挤得他只能把背包放在膝盖上。车开了以后，窗外的太原城一点一点地变小，先是楼矮了，再是树少了，最后连那些灰扑扑的烟囱都缩成了地平线上的一根根细棍，一晃就没了。
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姑娘，年纪不大，扎着马尾辫，辫子上系着一根红头绳，红得扎眼。姑娘一直在听耳机，耳朵里塞着白线，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晃着，晃得自在，晃得不管不顾。王飞看着她，想起丽媚也爱听歌，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机器转得轰隆隆的，她就用纱布团把耳朵堵上，可堵上了耳朵她还是晃着脑袋，晃得嘴里都哼出声来了。王飞问过她哼的是什么，她说是老家的山歌，她妈小时候教她的，歌词她记不全了，调子还记得。她说这话的时候把嘴凑到他耳朵边上，小声哼了两句，那调子软软的，糯糯的，像一碗刚出锅的汤圆，冒着热气，一个挨着一个挤在碗里。
车在路上颠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车停在一个王飞不认识的地方，司机说前面修路，得绕道，让大家在镇上歇一宿，明早再走。乘客们三三两两地下了车，有的住进了路边的小旅馆，有的就在车站的长椅上坐着，盖着外套打盹。王飞背着包下了车，站在镇上的街口，街口有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气根垂下来，一根一根的像帘子，风吹过来，帘子就动了，动了就又停下来了。他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看见树底下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围了一圈看客，看客们伸着脖子，支着下巴，一个个看得入神。他想走过去问问，又不知道问什么，总不能拉住一个人就问你见过一个叫丽媚的姑娘吗。
他找了家小饭馆吃了碗面。面是手擀的，宽宽的，像皮带一样。他往碗里加了两勺辣椒，辣得他额头冒了汗，鼻涕都快出来了。老梁说过，不吃辣不行。他就吃了，吃了满头大汗，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淌进领子里，凉了，又热了，热了又凉了。他吃得满头是汗的时候，看见了隔壁桌上放着一本旧杂志，杂志封面上印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笑得眼睛弯弯的。他看了那封面一眼，想起老梁说过他老汉儿收荒收回来一堆旧书，旧书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女的，不认识，可老梁说那女的是他奶奶。王飞突然想，他要是把那个铜板传下去，传给他和丽媚的孩子，那孩子也会有一天在某个地方，翻出一本旧书，看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他认不认识不要紧，重要的是他知道那是他的来处。
第二天一早车又开了。王飞问了司机，说这是往长沙方向去的。王飞不知道丽媚具体到了南方哪里，可他知道她有个姨在长沙，早年嫁过去的，前些年还写过信来。丽媚跟她妈说过，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去长沙投奔她姨。那是丽媚跟他聊天的时候随口提的一句，当时她正靠着那根水泥柱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往上翻了一下，看着车间顶上那个吊着的电灯泡，电灯泡被灰尘糊得发乌了，光都透不圆。她说她不喜欢长沙，因为姨夫会打姨，打在脸上，打在肩上，打在腿上，打在身上一青一块紫一青一块。她说她不想去，可如果她妈没地方去了，她就得去，就得硬着头皮去。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平得像一块被压路机碾过的路面，压得贴了地，压得什么都凸不出来了。
王飞在长沙下了车。长沙比太原暖和，也潮，空气里带着一股子水汽，人一出门，脸上就潮乎乎的，像是被谁轻轻地喷了一口水。他找到丽媚她姨家的时候，是到长沙的第二天下午。那是一片老居民区，楼与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电线上晾着衣服，衣服在风里荡着，荡得像一片片颜色不一样的旗子。他在楼下问了一个晒太阳的老太太，老太太眯着眼想了一会儿，说三楼住的是老郑家，姓郑的，男的会喝酒，喝了酒就闹事。王飞上了三楼，敲了门，开门的正是丽媚她姨，一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头发盘着，插着一根黑色的塑料发簪。她看见王飞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认出来了，认出来的时候眼圈就红了，红得像她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玫红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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